中國書畫藝術講究師承，蘇士澍學書師出名門,少年時拜著名金石書法大家劉博琴先生為師。作為著名藝術大家，劉博琴曾為毛澤東、老舍、董必武等很多知名人士篆刻過印章。與老師的相識是在1964年，蘇士澍在報紙上看到了一則通知，北京少年宮要成立金石書法小組，授課教師便是劉博琴，自幼喜愛藝術的蘇士澍立刻報名參加了這個小組，上課的時間定在了每周六下午，一次課有兩個小時的時間。 

金石書法小組讓蘇士澍找到了生活中最大的樂趣，一下課他便跟幾個喜愛書法篆刻的同學抓緊趕到少年宮。在朋友的眼中，少年宮的學習改變了蘇士澍一生的人生軌跡。1965年，蘇士澍用柳體書寫一幅毛澤東的詩詞《沁園春雪》去參加北京電視臺舉辦的全國書法大賽，獲得了三等獎，這讓蘇士澍堅定了對書法道路走下去的信心。從那時起，他開始夢想成為一名書法家。但因為當時社會動蕩不安，他未步入學院的大門，后來他進入北京第三機床廠工作，但寫字卻從來沒有放棄。

上世紀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學院藝術得以復興，這使得以啟功、歐陽中石為代表的藝術家走向前臺，他們著書立說,培養后學，成為影響當今書壇發展的重要力量。在此期間，蘇士澍有幸與啟功先生相識，并一直跟隨20余年，在其身邊耳提面命，受其淳淳教導，向學考證，義理詞章，兼習古籍版本、書畫鑒賞、金石碑帖，成為其藝術道路最大的轉折點。

兩位名家的指點，給予蘇士澍的書法以極大幫助,為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礎,提升了作品的格調。蘇士澍也用對書法的熱愛，以樸實的藝德人品，獲得了老師們的認可，成為他們的得意門生。

書法藝術是高尚的精神活動。一幅書法作品中包含著動與靜、剛與柔、舒與斂、虛與實等陰陽對立的統一。蘇士澍的書法創作帶有質樸格調與從容風度，這源于他多方面出色的文化修養和高超的書法創作能力。多年來，他每天沉潛于古代名碑法帖及文化古籍的研究之中，探究書法藝術的真諦。蘇士澍認為，如果書法僅僅是寫字并靠時間堆積，將來的成就恐怕只是書匠。要想做一個書法藝術大家，必須深入到浩瀚的文物海洋中去品鑒學習。

在蘇士澍的眼中，自古以來的書法大家都不是一個純粹的寫字匠，從王羲之、柳公權、趙松雪到近現代的郭沫若、趙樸初、啟功等，都不是單純寫字，而是融匯了自己的國學精義、詩詞書畫、文物鑒賞等學識，再以書法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才是真正的書法大家。

正是由于有著開闊的視野，蘇士澍在不同書體的創作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不僅篆隸楷行草樣樣精通，而且將篆書、圖章、行書融入到創作中，這使得他的書法獨具一格，而且由于長年在文物系統工作，蘇士澍深諳文物鑒賞在書法創作中舉足輕重的作用，在對大量的金石拓片、簡牘帛書、名碑叢帖、書畫和文物真跡進行鑒賞、鑒定和考證等實踐的同時，也把自己的思想認識將其融入到創作中。

藝術是傳達美的。蘇士澍一直以來倡導清新文化的傳播，他說，清新文化就是要心清，文化要出新，在當前市場經濟的大潮下，特別是人們都向“錢”看的情況下，我們的心更要清，文更要新，思想境界更要高，這才叫清新文化，這在當代社會具有很深刻的現實意義。

傳統藝術，不僅是民族精神的文化彰顯，它的傳承對于民族的未來具有重要的意義。作為一名有擔當的藝術家，蘇士澍一直致力于書法藝術的推廣。他曾在全國兩會期間，提交了《設立書法周》提案，建議設立中國書法周，為書法教育普及活動建立一個恒定的平臺，還提出了設立書法周具體設想。

蘇士澍坦言，書法周期間，學校可以集中開展書法普及活動，社會書法團體可以組織多種形式的社會活動及文化交流，形成具有影響力的社會效應。以此讓中國書法藝術的長河從源頭涓涓不息地融匯出來，使博大深雄、簡潔高華的中國漢字永久地發揚光大。

書法家的文化信念，首先要熱愛藝術、忠誠藝術、對書法藝術懷有景仰之情。蘇士澍向內守望書法精神，從傳統中提取藝術營養；向外擔當文化責任，以獨立的藝術品格對文化歷史和文化現實，傳達著一位書法藝術家的擔當。如今，在創作之余，蘇士澍全心致力于書法藝術的宣傳推廣。從社會到學校，從創作到出版，從國內到國外，他以務實、公益、感恩的心態，不厭其煩地去推廣書法藝術。他還利用在文物出版社工作的機會，出版了一系列書法創作與研究的書籍，并因此獲得第十屆韜奮出版獎。

蘇士澍在《自序》中這樣說：“我與新中國同齡。自幼尊先嚴囑浸潤六藝，師從劉博琴先生習書法篆刻；求教吳玉如先生、李卿云先生、徐北汀先生授知小學與書畫；及長追隨啟功先生二十多年??”

時光荏苒，幾十年的光陰如白駒過隙，彈指間一閃而過。當那些被世人所尊崇的藝術大家遠去之后，蘇士澍也從莘莘學子步入了耳順之年，但他從藝術長輩那里所汲取的營養，早已融入到了自己的血液之中，并以自己的實踐向后輩不斷地傳承。而正是這份用心的付出，讓人看到了他對于傳統書法的熱愛及責任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