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瀛洲先生是我步入工作崗位后有幸師從的第一位老師。他既是開導教誨我學習與研究中國古陶瓷的啟蒙老師，更是我從事古陶瓷專業四十多年來始終追慕、景仰不已的終生老師。今逢先師110周年誕辰，回憶跟從先師學習、工作的時日，先師的音容笑貌和操行風范歷歷在目，永志難忘。

1956年秋，我到故宮博物院陶瓷研究室工作的第一天，從馮先銘先生的介紹中得知，就在這一年，孫瀛洲先生已將畢生辛勞搜集的三千多件文物捐獻給故宮博物院。我望著孫先生，心中油然生起敬仰之情。

當我在慈寧宮陶瓷館第二次見到孫先生的時候，他微笑著，透過圓形黑邊眼鏡的上隙處看著我說：“年青人大有作為，好好地干。”使我頓感親切，備受鼓舞。而后，先生又對我說：“博物館工作最重要的是文物安全，千萬不能損傷文物。”隨即，他示范地將一件文物展品小心地放入展柜，又穩當地擺好。就這樣，孫先生言傳身教的“文物安全”第一課使我切記心間，警醒一世。

1957年，由陳萬里、孫瀛洲先生指導陶瓷研究室全體成員對院藏陶瓷文物的年代、窯口、真偽逐件鑒別，再據其歷史、科學、藝術價值劃定等級。雖然作為古陶瓷鑒定的專家，孫先生的意見有一言九鼎的權威，但在工作中，先生非常謙虛，每鑒定一器，都客氣地請陳萬老先看，做評價，再聽取大家的意見，然后談自己的看法并加以討論，最后才做出鑒定結論，必要時，看上三五日后才拍板定論。記得在整理永樂白釉器時，一件純白釉帶暗花脫胎碗原定為永樂器，先生仔細看過后，提出年代有疑，對大家說：“先放在一邊，存疑，再多看看。”我們隨先生反復看了三日后，先生方給大家揭謎：“這種白釉脫胎碗，胎體過薄，手摸口沿邊緣有鋒利感，暗花紋樣不及永樂真器流暢自然，是后仿品。”孫先生一貫實事求是而又謙虛謹嚴的作風深深地感染著我和同事們，我視其為畢生楷模。

“在工作中學”是孫先生向我傳授的學習之道。在陶瓷館陳列工作中，先生時常指點我如何把握器物特點。一次，站在明宣德青花的展柜前，先生教導我觀察宣德青花色料的特征，告訴我這是用進口青料畫的，青花色澤濃艷，濃重處藍黑色上有鐵銹斑點，微凹不平，銹斑濃的地方深入胎骨并有錫光。我看過后，指點擺在一側的青花纏枝花卉梅瓶問先生：“這件青花上也有黑褐色斑，也是用進口青料畫的嗎？”先生說：“這件青花上的鐵質斑沒深入胎骨而浮在釉上，是黑褐色的，不顯錫光，是用國產青料畫的。”又說：“你要仔細地看，對比地看，反復地看，有鐵質斑的地方用手摸一摸是否下凹不平，就能弄明白。”我遵循先生的指點看了多日，終于對明早期進口青料與國產青料的呈色特征有所感悟，深記腦際。在庫藏品整理定級的工作中，先生像上述那樣的細致傳授頗多。我在做好鑒定劃級卡片記錄的同時，也記錄下先生講授的知識要點，還畫些簡圖幫助記憶。先生看了我的筆記很是高興，鼓勵我說：“不錯，學習就是要這樣，隨學隨記，幫助記憶。”又告誡我：“學習中要多看、多比、多問，要虛心，有恒心，有信心。”先生歸納傳授的這“三多”、“三心”研習經驗使我受益匪淺，終生受用。

為了更快更好地培養專業隊伍，20世紀60年代初，吳仲超院長提出由老專家帶徒弟的培養計劃，自此，我正式成為孫先生的學生。先生制訂了“工作中傳授與業余時間傳授并舉”的教學方案。先生帶我去琉璃廠古玩店上課。講課中先生再三強調：“鑒定陶瓷器時，一定要多方面仔細地看，切不可就其一點不及其余地下結論，這是鑒定的大忌。”先生講授的關于造型、胎質、釉質、紋飾、款識等同時并用的鑒定要領是陶瓷器鑒定的法寶，必將世代沿襲承傳。

在先生家上課的日子里，先生在生活上的簡樸無華，在事業上的勤勉誠摯，都給予我極深的印象。他每晚必讀書或撰寫文章，我所見先生讀過的《陶雅》、《陶說》、《飲流齋說瓷》等書中，字里行間先生用紅色小楷批寫的不同見解或甄訂比比皆是，顯現出先生勤于思索、刻苦鉆研的精神。先生利用業余時間撰寫的學術文章《成化官窯彩瓷的鑒別》、《我對早期青花原料的看法》、《試論明代永樂、宣德景德鎮官窯瓷年款》、《瓷器辨偽》以及《元明清瓷器的鑒定》等皆是先生畢生經驗的提煉，句句千鈞。

先生對我們的學習要求甚嚴，期望甚高。每次上課，先要回答先生的提問，溫習前一課的內容。答對時，先生點頭微笑，答不出時，先生則眉頭緊皺，嚴肅地批評：“不用心啊！”我低垂了頭，無言以對，先生隨即又語重心長地責勉說：“學習要勤奮、要刻苦。你年輕要努力學，聽不懂的要問，要多問。”并常常勉勵我：“各行各業都出專家，多數是男同志。你要努力學習，成為中國的女陶瓷專家。”面對先生的期望和鞭策，我下定決心，一定要做出成績回報先生。

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奮斗，我被評聘為故宮博物院的研究員。現雖已退休，但于中國古陶瓷的研習并未休止，仍致力于中國古陶瓷學會的日常領導和學術交流組織工作，并受聘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兼職教授。我恪守先生身體力行的“活到老、學到老、工作到老”的人生準則，努力做出更多的成績，以告慰先師的在天之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