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桂華，現為北京文物公司總經理，她主編的《中國鼻煙壺珍賞》是目前國內外惟一系統地論述鼻煙壺發展淵源的大型專著；她與他人共同主編的《明清文具珍賞》也是第一部論述有關中國文具工藝發生與發展的專著。
6月10日，是中國第一個文化遺產日。這一天，在首博的大廳內，一個規模不大，但形式莊嚴的移交儀式正在舉行:2000年回歸祖國的國寶級文物——清乾隆“粉彩六方套瓶”，時隔六年之后終于堂堂正正地搬進了“新家”。這件漂泊海外140多年的“六方套瓶”究竟來自何方？它有著怎樣的傳奇經歷？而它的回歸之路又充滿了多少鮮為人知的感人故事……6月6日，北京古玩城開辟的海外文物回流廳正式開展。大廳內，一家北京市文物公司所屬的企業格外醒目。開展第一天，這家公司顧客盈門，三件文物就賣了300多萬，令業界人士在營銷的運籌中，感受到了一種深厚的文化底蘊和一種強大的沖擊力。作為中國文物商店系統的國字號旗艦，為中國傳統文化遺產奮斗了45年北京市文物公司又將觸角扎入北京古玩城，這其中的原因是生意競爭使然還是一種新理念的產生……帶著以上的疑問，記者采訪了北京市文物公司總經理溫桂華。
捐獻國寶
為履行職責更為紀念秦公
記者:此次捐獻的“六方套瓶”屬國家一級文物，填補了海外回流文物中的一項空白，其價值何在？
溫桂華:這得從乾隆八年講起。乾隆八年的一天，乾隆皇帝到圓明園的長春園、綺春園等處巡視賞玩。巡視過后，他覺得有些美中不足，園中有些地方還缺少鎮園的陳設珍品。于是，乾隆便向督窯官唐英下了一道圣旨，讓他設計幾種用于陳設觀賞的新式瓷品小樣。這些瓷品小樣尚未面世就已經擁有了非比尋常的地位，不僅因為它們是皇帝親自下旨要求設計的，更因為乾隆皇帝在圣旨上用了這樣四個字——“登峰造極”。接到這份圣旨的督窯官唐英也不是普通的角色。據《清宮檔案》記載，唐英是清朝功底最為深厚、成就最為顯著的陶器工藝品大師，曾經編寫過《陶務敘略》、《陶冶圖說》、《陶成紀事》等著作。當唐英接到這份圣旨之后，就再也沒有吃過一頓踏實飯，睡過一個安穩覺，把自己關在屋子里苦心研究揣摩。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終于搞出了“六方套瓶”的方案。這個設計大膽創新，登峰造極，燒制過程具有“三難”的絕活，使“六方套瓶”顯得極為珍貴。寶瓶燒制成功之后，乾隆皇帝龍顏大悅，傳旨將“六方套瓶”放在圓明園中做觀賞陳設品。而這批寶瓶流傳至今，只剩下兩件。其中一件藏于臺灣鴻禧美術館，另一件就是我們于2000年在香港蘇富比通過拍賣所購，其后又捐贈給首都博物館的這件“六方套瓶”。
記者:當初，北京市文物公司收購這個“六方套瓶”花了1950萬港幣，折合人民幣高達2090多萬，這筆巨款對于你們公司來說也應該是一個不小的數目。前不久，嘉德拍賣公司拍了一件清乾隆年間的粉彩花瓶成交額近5000萬元。與其相比，“六方套瓶”更加精彩，你們卻將它無償捐給了首博？
溫桂華:其實這不是我個人的決定，而是公司所有員工的決定。因為，這個“六方套瓶”的價值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當年，圓明園被掠文物“六方套瓶”等國寶將在香港被公開拍賣的消息傳出后，在國內引起了強烈反響。很多香港民眾走上街頭抗議，國家文物局依據有關國際法，也召開了新聞發布會對這一拍賣行為進行干涉，試圖以外交手段使國寶回歸祖國。但沒有想到的是，香港恰恰在文物保護的立法方面不健全，也沒有參加這方面的國際公約，所以，這次的非法文物交易并沒有受到相關法律的限制，拍賣也將繼續。
當時文物公司的總經理秦公一直在關注事態的發展，當外交手段宣告無效之后，他為了不讓國寶再度流失海外，在拍賣舉行的前三天連夜召開了籌劃收回“六方套瓶”的會議。會議決定，通過經濟手段收購流失文物，公司參加競拍。秦公在北京用手機“搖控”，前方代表競買，北京市文物公司最終以近2090萬人民幣的價格，購得了圓明園遺珍國寶“六方套瓶”。連續幾天的嘔心瀝血，使得身心憔悴的秦公在奪寶成功的第八天就因心臟病突發，病逝在工作崗位上。“六方套瓶”歸國之后，接受了耿寶昌等8位國內一流陶瓷鑒定專家的鑒定，結論為:“六方套瓶”是乾隆早期御窯廠燒造的器物，曾陳設于圓明園。這件傳世作品極為罕見，器型規整，工藝精湛奇巧，集粉彩、琺瑯彩、鏤空等多種裝飾技法與一器，紋飾圖案融合了中西文化，代表了中國陶瓷工藝的最高水平，屬國家一級文物。我們這次把“六方套瓶”捐贈給首都博物館，讓國寶回歸祖國，讓更多的國人有機會參觀到這件珍奇國寶，算是完成了他的一樁心愿。同時，這次的捐贈也可以說是表達我們的一個態度:我們會義無反顧地將收集流失文物的工作繼續下去。
文物界的“黃埔軍校”
風光仍在
記者:北京市文物公司建立45周年，其間有過輝煌，有過曲折，也有過困惑。但是面對這么多困難，這支水平高、素質高的隊伍仍受到全國公認，而北京文物商店則被稱為文物行業的“黃埔軍校”。對此您怎么看？
溫桂華:作為回收國家流散文物的國有專營文物企業，45年來，我們公司向國家捐贈了一萬余件文物，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企業文化。這些文物大部分是由公司的職工從民間收集回來的。他們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履行著自己的職責，兢兢業業，每次出去收購都是步行或騎自行車，從不計報酬。他們曾經為了尋找有價值的文物而在成堆成包的雜品廢銅中聚精會神地挑選，以致廢寢忘食。而這樣辛辛苦苦所收集來的文物不論價值多少，都毫無怨言地上交給國家。另外，我們公司也涌現出了一批文物鑒定的權威。在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和北京市鑒定委員會的委員名單里，有很多都是來自北京市文物公司，中國近現代的許多大家也都是從這里走出去的。其中秦公的貢獻極為突出，他對王獻之《玉版十三行》和北宋張先《十詠圖》的挽救，至今仍被業界人士傳為美談。
面對沖擊與時俱進地進行調整
記者:近幾年，我國的文物流通市場發展迅速，嘉德、翰海等拍賣公司佳績頻傳；古玩城、潘家園打造了城南“古文化圈”。在日益升溫的文物市場上，國營的文物商店顯得格外冷清。有些人認為，國字號的文物商店已被邊緣化。6月6日，北京市文物公司的一家商店開進北京古玩城的“海外文物回流廳”，在京城引起轟動。請問您這一舉措是否和邊緣化有關嗎？古玩城的總經理趙津生說過，歡迎北京文物商店的下屬單位進駐古玩城，進一個收一個，沒地方騰地方，對此您怎么看？
溫桂華:主要的原因還是國營文物商店市場萎縮。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以私有個體商家為主的經營文物的大型集市、商城以及中小商鋪等組成的銷售群落和網點遍布全國，與國有文物營銷體系形成激烈競爭。國有文物企業在一個價格開放的市場環境中，與數萬的個體商人進行價格競爭，其家大業大的高額經營成本，天然地失去文物收購價的競爭優勢和自由。價格信息的日趨國際化、透明化，海內外的文物商家憑借價格優勢，必然大量截流和阻斷國有文物企業的收購渠道和貨源。收購量的大幅減少，勢必造成庫存中能夠迎合市場需求的商品趨于匱乏，進而導致銷售額的下滑。尤其近幾年來，以古玩城和潘家園為中心的南城古文化圈發展迅速，逐漸成為了中國文物市場的主流。潘家園每天客流量數以萬計，已經成為大眾收藏的主要市場；古玩城聲名遠播，有成為高端收藏的主流市場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實現角色轉變和開拓新市場，已是國有文物公司的必然選擇。我們這次到古玩城落戶，一方面與其實現互動，形成風格互補；另一方面，也是為北京市文物公司開拓更廣闊的市場。事實證明，我們的做法是正確的。開展頭一天，光臨我們商店的顧客絡繹不絕，3件文物就售出了300多萬。這說明我們公司的品牌發揮了影響力。再加上我們公司擁有一流的文物鑒定專家隊伍，資深的文物營銷人員和超過一百萬件的文物商品存量，在中國人的文物意識和審美情趣高度覺醒的時代，相信北京市文物公司憑借歷史與現實的資源和優勢，將依然在中國文物市場上搏擊，并成為推動一級市場持續繁榮穩定的中堅。為國家尋寶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的情懷，只要是北京文物商店的員工，都會牢記這一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