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蔥玉在鑒定北宋徽宗《池塘晚秋圖》卷時，除了考慮到筆墨特征之外，“這紙似乎是曾經(jīng)上過粉的粉箋”也是參考依據(jù)之一。
 

北宋曾鞏的書法《局事帖曾是張蔥玉的收藏。
 

張蔥玉從時代風格解讀，認為天津藝術博物館藏 南宋《金明池爭標圖》這件作品應為南宋時畫院畫家臨仿張擇端原作而來。

張蔥玉早年照片。

 

　　去年10月，為紀念張蔥玉誕辰一百周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承前啟后 一代宗師——張珩誕辰一百周年紀念集》，其中收錄有青年收藏家、鑒定家朱紹良所著“我讀張蔥玉”系列文章共十篇，記述了張蔥玉傳奇的生平，研究了張蔥玉書畫鑒定的方法。

 

　　日前，朱紹良來到廣東省博物館參加“融熙文化藝術大講堂”講座，他認為，張蔥玉先生的這些鑒定方法在今天依然指導著我們的書畫鑒定工作。

 

　　從版本目錄學開始學習收藏

 

　　張蔥玉名為張珩，字蔥玉，浙江南潯人。他的祖父張石銘是著名的收藏家，號適園主人，著有《適園藏書志》。家學淵源是造就張蔥玉書畫鑒定成就的第一推動，他“五歲開蒙讀書，家塾中即以書畫幛壁”，自幼跟隨祖父從版本目錄學開始學習收藏。

 

　　朱紹良介紹說：“大凡師習古籍善本的人士，都要具有淵博的知識，張珩就是從這里汲取了雄厚的國學基礎。古代書畫收藏，還是在舅公龐元濟影響下，擁有版本目錄學的超人條件，在書畫收藏領域一發(fā)不可收拾，稱雄于大江南北。”

 

　　朱紹良說：“謝稚柳、啟功、徐邦達是后來而上的書畫鑒定三大體系代表人物，謝老以‘望氣’為主，主要注重書畫的神韻，筆墨水平；啟功以‘學術’鑒定著稱，遵循文獻理論及著錄；徐邦達以鑒定‘技術’聞名，強調(diào)書畫的材料、裝幀、款識、印章。蔥玉先生是集大成者，所謂三大鑒定流派，都是從先生鑒定思想分派而出的。歷代書畫收藏家不計其數(shù)，而體系完整質(zhì)量上乘的屈指可數(shù)；書畫鑒定家不勝枚舉，都是以經(jīng)驗、流傳、著錄為主，以科學方法綜合鑒定卻無出其右；書畫鑒定理論家著書者多，將書畫鑒定提升到一門學科卻無他人。這些全賴社會時代進步所致，博物館的形式將書畫展覽及研究公開化，全球性拉網(wǎng)式鑒定，也是成就一代書畫大家產(chǎn)生的必然結果。”

 

　　朱紹良在古書畫鑒藏方面也深受張蔥玉先生的影響：“2009年11月23日2:00北京保利秋拍夜場之《尤倫斯夫婦藏重要中國書畫》專場中曾鞏書法作品《局事帖》以1.08億元成交，令所有收藏家瞠目結舌。僅僅一頁信札，大不過盈尺，卻拍出過億元天價。緣何北宋曾鞏的書札，能有如此高的價格，只因，此幅作品是張蔥玉收藏，大家對先生的收藏格外青睞。”

 

　　據(jù)朱紹良透露，從作品的收藏印發(fā)現(xiàn)此幅作品確實源于鑒定泰斗張蔥玉之手。后因賭博，被現(xiàn)代收藏家鑒賞家譚敬出千，輸?shù)袅怂猩砑遥彼卧柕臅ā毒质绿繁闶瞧渲兄弧＿@件作品隨后被譚敬帶到了美國，于1996年在紐約佳士得拍賣會上以50.85萬美元(當時折合人民幣451.91萬元)被著名收藏家尤倫斯夫婦買下。2009年北京保利秋拍中，曾鞏《局事帖》估價為1200萬元至1800萬元，不料以1.0864億元成交。歷時13年，增值23倍。

 

　　基礎：

 

 

　　鑒定古代書畫仍以風格辨析為主

 

　　張蔥玉在任國家文物局文物管理處副處長，以及國家文物局“三人書畫鑒定小組”時，經(jīng)常要到全國各地的博物館去指導工作和鑒定書畫。在此期間，他也會為一些博物館的書畫鑒定和管理人員上課或作演講。我國第一本專論鑒別方法的著作《怎樣鑒定書畫》就是根據(jù)這些演講整理成書的。

 

　　這本書的記錄者、整理者、校對者后來均享鼎鼎大名——薛永年、劉九庵、張圣福、王世襄和啟功。首先發(fā)表于《文物》月刊1964年第三期上，之后曾于1966、1981、1986、1991、2011年等出版或再版，被譽為古書畫鑒定學的“里程碑”之作。

 

　　后來，王以坤、徐邦達、楊仁愷等人關于古書畫鑒定學的著作，均間接或直接地受到了《怎樣鑒定書畫》的影響和啟發(fā)。因為在古書畫鑒定學上，張蔥玉已經(jīng)初步建立了一套學術框架和理論提綱，而后人所需做的只是將之進一步的完善、細化和補充而已。

 

　　該如何辨別書畫的真?zhèn)文兀繌埵[玉認為，書畫鑒定的主要依據(jù)是作品的時代風格和個人風格，繪畫的時代風格與當時的政治經(jīng)濟、生活習慣、物質(zhì)條件等密切相關。

 

　　以寫字為例，“宋以前人寫字，席地而坐，一手拿簡冊，一手懸肘揮寫。后來用高桌子，手和臂的姿勢以及執(zhí)筆的方法也隨之而改變。再后由于科舉制度的盛行，不同時期的考試規(guī)定，對書法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明代規(guī)定雖要寫小楷，但書體還未限制。由于寫小楷筆鋒活動的范圍有限，手指握管離開筆毫的距離變近了，手臂也隨著貼著桌案。清代試卷道康熙以后更為嚴格，要求行行齊整，字字勻稱，劃平豎直，又光又圓，于是連手腕都挨著桌面了，形成了所謂館閣體的書風”。

 

　　因此，張蔥玉建議從事鑒定的人不妨將書畫的時代分一分段落，而他自己是這樣劃分的：唐、北宋、南宋、元、明早期、明中期、明晚期到清初、康雍到乾隆初、乾嘉到道咸、同光到民國初年。分期就相當于貼標簽，更方便歸類和認識。

 

　　而書畫家的個人風格比時代風格更容易判斷。由于每個人的思想、性格、審美觀點、習慣、工具都不同，導致表現(xiàn)內(nèi)容和方式都存在差異，更容易為人辨別。當然，要做到這一點，需要鑒定者有一定的筆墨修養(yǎng)，自己能夠?qū)懽趾彤嫯媽﹁b定有很大的幫助。

 

　　參考：

 

 

　　印章題跋等特征可作為輔助依據(jù)

 

　　鑒定古代書畫的輔助依據(jù)則包括了印章、紙絹、題跋、收藏印、著錄和裝潢等六個方面的內(nèi)容。

 

　　先說印章，張蔥玉先生認為，“印章是文件上的證明物，是‘取信于人’的東西，書畫家用以表示確屬自己的創(chuàng)作，鑒定家用以表示自己的鑒別，都是相當鄭重的。”但是，由于印章會磨損、替代，而且“印章本身比使用印章的書畫家壽命長”，導致后人得到這些印章后可以用來作偽，以及畫家有時印章多而亂，造成了依靠印章評判作品真假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

 

　　“書畫憑借紙絹而存在，紙絹對鑒定之重要自不待言”。時代不同，書畫家使用的紙絹也可能不同，并且藝術家往往有自己青睞的材料，如“米芾喜用一種黃色紙，劉墉、梁同書等人喜用臘箋等”。了解這些特征，也可以作證書畫鑒定。朱紹良介紹說，蔥玉先生在鑒定臺北故宮收藏的北宋徽宗《池塘晚秋圖》卷時，除了考慮到筆墨特征之外，“這紙似乎是曾經(jīng)上過粉的粉箋”也是參考依據(jù)之一。

 

　　張蔥玉將作品上的題跋分為三類：作者的題跋、同時人的題跋和后人的題跋。題跋多是“為了說明這件作品的創(chuàng)作過程、收藏關系，又或考證它的真、表揚它的美”，往往能增加后人對作品的信任。但也存在“真古畫而配以別人的偽跋或偽古畫而配以別人的真跋”、“畫家自己的題跋真而作品卻假”的情況，需要鑒定者格外留心。

 

　　張蔥玉鑒定美國波士頓博物館所藏董源《平林霽色圖》卷時，除了筆法構圖之外，特別提出“由于圖中住宅之中，有凹形土炕(轉(zhuǎn)圈土炕)，是女真人入關后的特點，故此時代為靖康之后，元以前作品。

 

　　至于收藏印，顯然對書畫鑒定是有幫助的，一則將歷代鑒賞家的印章按時代順序排列，能幫助理解傳世經(jīng)過；二則“幾位鑒定家如梁清標、安歧眼力特別高，凡經(jīng)這二人蓋過鑒藏印的書畫，絕大多數(shù)是精品”；三則“收藏印可以為作品的下限年代提供可靠的依據(jù)。假如一幅畫有趙佶的收藏印，就可以確定最晚也是北宋”。但依靠收藏印鑒定也與前述依靠印章鑒定書畫存在著類似的問題。

 

　　然后是著錄，也就是我們現(xiàn)在常說的畫冊出版。著錄的形成是因為“前人對于看過或收藏過的書畫，往往寫成記錄，編為專書”，“對鑒定室很好的參考材料”，但“各種著錄書撰者的水平、時代、地區(qū)、方法等都不相同，應當弄清楚每種著錄的性質(zhì)和特點，才能更好地利用”。

 

　　最后是裝潢，“有時也可作為鑒定書畫的有力證據(jù)”。朱紹良自己剛開始學習古代書畫鑒藏時就是借助了《石渠寶笈》這部乾隆年間皇家大型書畫著錄的“指南”。但他也提醒說，過分依賴這些輔助手段，有可能會錯失佳品。例如一幅北宋易元吉《獐猿圖》卷，與另一幅同位畫家的《聚猿圖》同為珍品，而且《獐猿圖》的筆墨水平更佳，但是僅僅因為《聚猿圖》有元人錢選的題跋，而《獐猿圖》沒有，就歷來被輕視，這是很可惜的。

 

　　進階：史學、民俗學、建筑學等知識的積累也有助于書畫鑒定

 

　　朱紹良常說，古代書畫鑒定是一門誰都可以學、然而越學越覺得博大精深的學問，需要大量的知識積累。這種積累不僅是指大量觀看真跡原作，也包括古代史、美術史、民俗學甚至建筑學等門類的旁征博引。

 

　　張蔥玉鑒定美國波士頓博物館所藏董源《平林霽色圖》卷時，除了筆法構圖之外，特別提出“由于圖中住宅之中，有凹形土炕(轉(zhuǎn)圈土炕)，是女真人入關后的特點，故此時代為靖康之后，元以前作品。”對此，朱紹良評論說：“通過讀閱蔥玉先生鑒定意見，可以看出先生的學識廣泛，民俗知識豐富。經(jīng)過對女真人生活歷史考證，得出結論確實如此。”

 

　　在對天津藝術博物館收藏的南宋《金明池爭標圖》的鑒定中，以前有觀點認為這件作品是張擇端早年所作——也就是畫過《清明上河圖》的那位。但張蔥玉從時代風格解讀，認為這件作品應為南宋時畫院畫家臨仿張擇端原作而來。朱紹良則從建筑學的角度佐證了這一論斷。

 

　　朱紹良為搞清楚兩宋建筑物的風格異同，查閱了崇寧二年建筑官書。李械(字明仲)受命于王安石而著，成書于元佑六年，終于在崇寧二年正式公布《營造法式》也稱《崇寧本》。《金明池爭標圖》的殿堂與《營造法式》殿堂八鋪作雙槽式重檐歇山頂?shù)钐脴邮絽^(qū)別很大，欄桿鉤窗型制上也不同。

 

　　“其實，兩宋建筑明顯的區(qū)別，就是北宋建筑外立面上沒有一處可拆卸的格子窗。例如：馬麟《秉燭夜游圖》、李嵩《觀潮圖》，這些很明顯是南渡以后，因地理環(huán)境的改變而改變建筑式樣。因此，南宋畫院的畫家，很難向北宋畫家那樣身臨其境，寫實繪制這類建筑畫。經(jīng)過這番論證，蔥玉先生的鑒定意見終于得到科學的驗證，諸多史學、畫學、建筑學、風土人情變化都是區(qū)分繪畫時代的要素，在這些領域上先生能準確發(fā)現(xiàn)真相，足見先生的學識卓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