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料在唐人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朝廷舉行的各種儀式中，在廟宇寺觀的各類活動中，在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離不開焚香和香料。

唐朝貴族官僚對香料或香材的使用真正可以稱得上是奢侈無度。據稱唐朝皇帝“宮中每欲行幸，即先以龍腦、郁金藉地”，直到宣宗時，才取消了這種常規。寧王每與人談話，先將沉香、麝香嚼在口中，“方啟口發談，香氣噴于席上”。

皇室如此，權臣也不甘后人。最著名者當屬楊國忠的“四香閣”，此閣“用沉香為閣，檀香為欄，以麝香、乳香和為泥飾壁”，甚至比皇宮中的沉香亭更為奢華。長安富商王元寶在床前置木雕矮童二人，捧七寶博山爐，徹夜焚香。柳宗元收到韓愈寄來的詩后，“先以薔薇露灌手，薰以玉蕤香，然后發讀。”這些記載雖然屬小說家言，但它至少反映了唐朝普遍使用香料或香材的社會背景。中宗時，宗楚客兄弟、紀處訥、武三思以及皇后韋氏諸親屬等權臣常舉辦雅會，“各攜名香，比試優劣，名曰斗香。”

流風所及，在唐朝社會中無論男女，都講求名香薰衣，香湯沐浴，以至柳仲郢“衣不薰香”，竟被作為“以禮法自持”的證據。使用香料風氣的興盛可知。

此外還有許多關于外來香料的神奇傳說，此僅舉兩例：

據稱，楊貴妃所佩交趾國貢獻的蟬蠶形瑞龍腦香，“香氣徹十余步”，玄宗曾在暇時與親王奕棋，貴妃立于局前觀，樂工賀懷智在側彈琵琶。風吹貴妃領巾落于懷智幞頭上，懷智歸家，覺滿身香氣異常，遂將幞頭收藏在了錦囊中，多年之后，仍然香氣蓬勃。

另一則故事：咸通年間（860-874年），崔安潛至宰相楊收家中，見客廳臺盤前置一香爐，煙出成臺閣之狀，但是別有一種香氣，“非煙爐及珠翠所有者”，崔安潛四下顧望，不明所以。原來氣味是由廳東間閣子金案上“漆毬子”內罽賓國香發出的。香氣之郁烈可知。

在這種社會風氣的薰染下，唐朝香料或香材的需求量非常巨大，而本土出產又非常有限，所以進口就成了唐朝香料的一個重要的來源。就唐代主要香料或香材品種言，沈香出天竺諸國；沒香出波斯國及拂林國；丁香生東海及昆侖國；紫真檀出昆侖盤盤國；降真香生南海山中及大秦國；薰陸香出天竺者色白，出單于者綠色；沒藥是波斯松脂；安息香生南海波斯國；蘇合香來自西域及昆侖；龍腦香出婆律國等等；外來香料在唐朝香料市場上占據了重要的地位。

由于唐朝市場的吸引，有許多商胡專門從事東西方間的香料貿易，鑒真和尚東渡日本時，曾在揚州采購了麝香、沉香、甲香、甘松香、龍腦香、膽唐香、安息香、棧香、零陵香、青水香、熏陸香、畢缽、訶梨勒、胡椒、阿魏等近千斤香料，在廣州見到江中有婆羅門、昆侖等地來的海舶，裝滿了香藥珍寶，積載如山。而海南大盜馮若芳也從南海“波斯舶”上掠取大量香材或香料，并以此致富。

長慶四年（824），波斯大商李蘇沙向朝廷進貢沈香亭子材。此“波斯大商”，顯然就是以興販香材為業的胡商。又據記載，番禺牙儈徐審與“舶主何羅吉”相善。臨別，何羅吉贈三枚鷹嘴香，可避時疫，后番禺大疫，徐審全家焚香得免，后來這種香就被稱為“吉羅香”。何吉羅也是從事香料貿易的胡商。武后永昌元年（689年），洛陽北市“香行社”造像記中，記錄了社官、錄事及社人等20余人的姓名，其中有安僧達、史玄策、康惠登、何難迪、康靜智等，這些人的姓氏都為粟特胡姓，很可能就是來自中亞的商胡或他們的后裔。

根據官私記載，唐朝進口或使用的香料主要有沉香、紫藤香、欖香、樟腦、蘇合香、安息香與哇爪香、乳香、沒藥、丁香、青木香、廣藿香、茉莉油、玫瑰香水、阿末香、甲香等許多品種。香料或香材也是外國政府向唐朝進貢的重要物品，據官修史書不完全統計，天竺、烏萇、耨陀洹、伽毗、林邑、訶陵等國都曾向唐朝“貢獻”香料，涉及的種類主要有郁金香、龍腦香、婆律膏、沉香、黑沉香等等。有時將外國貢獻的香料徑稱作“異香”，即在唐朝境內稀見的香料，而外來的香料也被賦予了種種神密的特性，如上文所稱“吉羅香”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