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繁華盛景、阡陌交通，實則暗流涌動、危機四伏。張擇端在畫里為我們埋下了一系列的危機，揭露了一連串的問題，當時的宋徽宗沒有看出來，反倒以“清明”定題，今天我們就來一起看看。
 

清明踏青回城的一干人中，一匹白色官馬受到驚嚇脫韁狂奔（前半身因殘破而缺失），白馬前方是一頭受到驚嚇的黑驢，兩個馬夫在追趕，周圍的人們頓時驚慌起來，一老翁急忙招呼在路邊玩耍的孩子回家，另一持杖老者側身而逃，坐在店鋪里的食客聞聲而望，這僅僅是汴京險境的一個鋪墊，預示著后面還將會發生更大的險情，驚馬闖進郊市給全卷定下了焦慮的音符。
 

汴京大多數建筑都是磚木結構，每坊均設有一座望火樓，消防是朝野最嚴峻的社會問題，市民后半夜禁止隨意用火。按當時規定，望火樓下要有官屋數間，駐屯軍兵五百余人，有救火家事則馬軍奔報，各處府衙領軍級撲滅，不勞百姓。這支專業滅火隊伍實行軍事化管理，被稱為“潛火兵”，駐扎在望火樓下。遺憾的是畫面中這座城外望火樓，已擺上供休閑用的桌凳，樓上無一人守望，更不用說準備傳報火警的快馬，望火樓下兩排兵營式的平房已被改作飯館，北宋末的消防系統已頹敗至此。
 

為了抵御荒年和逼退商賈的勢力，北宋歷朝注重在汴河沿岸營建官倉。但畫中繪有兩處裝卸工卸船的場景，船主們指揮著雇工隊伍卸糧到深巷私倉，所有糧船皆非官辦，也無督糧官到場監運。朝政丟失了國糧儲運的機會，北宋潛在的官糧危機暴露無遺。

北宋人在清明節喜歡到河上觀水賞魚，圖中拱橋兩側聚集大批人群，可眼下的情景著實讓人大吃一驚：幾個纖夫埋頭拉纖卻忘了招呼船工放下桅桿，導致桅桿即將撞上拱橋！險情將至，拱橋上下行人大聲呼救，纖夫聞聲松開繩索，船工放下桅桿，船頂上的船夫奮力用長桿頂住橋梁……而此時橋上文官與武官因轎馬之爭，仍各仗其勢互不相讓，橋上橋下險情成為全卷高潮。

街道兩邊屋檐多加建雨搭、平房也多有展出來的遮陽棚，或開設買賣，或擺攤設擔，經過數次“得寸進尺”，構成了北宋幾朝都無法解決的“侵街”現象，交通擁擠、消防堵塞愈演愈烈。商鋪云集橋上、城門口擁堵不堪，這些都是汴京城市管理失控造成的惡果。

城門外的這家高級驛站，一座木橋與院門相連，門前坐臥著9個兵卒，還有兩只公文箱，顯然這是一隊公差，像是待命多時了。院子里躺臥著一匹吃飽的白馬，一個馬夫手持韁繩，斜倚一側，似乎在等待馬的主人。應在清早出行的差役隊伍，快到晌午，差官還遲遲不出，真實地表現了徽宗朝拖沓低效的吏治局面。

“正店”是政府授權釀造美酒的酒店，“正店”右側臨街的屋子是供應軍酒的地方，鋪里有三個御林軍士卒，他們奉命前來“正店”武力押送軍酒，這些本應該在城門口崗位上出現的軍卒，卻精神抖擻地顯身在酒鋪里。且全卷新酒、小酒、老酒等招牌多次出現，滿城酒車簇簇不絕，足見朝廷的軍力之弊以及民間的酒患之重。

1102年，徽宗改元崇寧，罷黜舊黨，次年，蔡京下令焚毀蘇軾、黃庭堅等舊黨人的墨跡文集，嚴禁生徒習讀、藏家寶之，蘇軾文字翰墨。在畫中的兩處，車夫們將被廢黜的舊黨書寫的大字屏風當作苫布，包裹著舊黨人的其他書籍文字裝上串車，奉主人之命推到郊外銷毀。這一細節反映了當時新舊黨爭的殘酷，以及對文化藝術的破壞。

城內第一家便是稅務所，門口四個車夫運來一麻包紡織品，交稅中，車夫與稅務官產生嚴重分歧，門外稅務官指著麻包爆出的高昂稅額，引起車夫們的不滿，車夫或遞交貨單、或現場解釋、或大聲吵嚷……甚至驚動了城樓上的更夫向下張望。在徽宗朝大辦漕運花石綱之時，稅額激增，車夫與納稅者的糾紛，是當時緊張的官民關系的縮影。

北宋是唯一商品稅超過農業稅的朝代。

洞開的城門靜靜地等待著亡國之日，圖中的標志建筑卷城門不是甕城，無法構成防御體系，夯土壘成的城墻，四處塌陷，上面也沒有任何城防工事，連射箭的城垛也沒有。城門前后、城樓上下竟然沒有一兵一卒把守，北宋的門禁制度已經徹底渙散了。

北宋后期，遼金兩國的奸細多次暗訪汴京，刺探軍情是家常便飯，而畫家唯獨將駱駝隊和胡人畫在不設防的城門口。徽宗朝軍力日漸衰敗、國防漸趨淡漠，亡國似乎指日可待。

清明時節本應出現很多畫面，但是張擇端喜慶的場面一概不畫，因為他怕沖淡這幅畫的主題，他要集中表現的是當時的社會問題。

這也體現出他對朝廷社稷的牽掛，欲以“曲諫”的方式勸誡徽宗關注社會問題，然而結果是可以想見的，連小小的西夏尚不能對付，最終被金所滅，總歸是一聲嘆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