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典籍博物館開館當天，還為廣大參觀者準備了一份開館大禮——國家圖書館館藏精品大展。此次展覽共設置9個展區，匯聚了800余件難得一見的典籍國寶。每件國寶背后，都有一個頗為傳奇的故事。

　　經典老建筑修舊如舊

　　國圖南區的這座建筑，對于國圖的老讀者來說再熟悉不過了。這座建筑于1986年建成，1987年正式開放。當年，國圖南區建筑群的設計出自楊廷寶、戴念慈、張镈、吳良鏞、黃遠強等五位建筑名家之手，這一設計方案史稱“五老方案”。在運行了24年之后，這里于2011年5月閉館進行改造。即將開放的國家典籍博物館，象征著這座老建筑的重生。

　　從國圖南區東大門拾級而上至二層，步入國家典籍博物館大廳(從前的文津廳)，便能感受到厚重的文化氣息。迎面的大銅門，出自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銅雕技藝”的代表性傳承人朱炳仁之手，大門上的裝飾花紋“凌花雙龜背”，取自館中國寶《永樂大典》。據工作人員介紹，為了制作出如此具有歷史文化感的大門，他們特地高仿影印了《永樂大典》真字韻門制類中的幾頁書影。這里記載了各種各樣的門和扇欞格的名稱，還配了幾十幅圖畫，為今人的創作演繹提供了藍本。

　　此次國圖南區的修繕改造，以“修舊如舊”為總原則，大廳內的大型紫砂陶板壁雕《燦爛的中國古代文明》，便是不少讀者頗為熟悉的作品。這幅創作于28年前的壁畫作品，是著名畫家李化吉與夫人權正環的結晶之作。改造期間，工作人員發現壁畫上楣正中央有大約4平方米的陶板破損，于是找到李化吉大師，請他幫助修補。此時，權正環已經去世，也許是為了紀念老伴，已是83歲高齡的李化吉欣然應允，才讓壁畫上的盤古開天辟地圖案重現光彩。

　　老建筑用上智能新設備

　　雖然國家典籍博物館有不少看上去十分親切的地方，但在人們看不到的地方，這里卻經歷了一次智能化的升級改造。

　　國家典籍博物館的集中展陳空間，建筑面積達11549平方米，擁有9個展廳。據工作人員介紹，這里很多的館藏典籍是國家一級文物，這些國寶的介質從三千多年前的殷墟甲骨，到100年前的桑皮紙，可謂包羅萬象，其對展覽、保存的環境格外挑剔，每一次取放都要異常小心。為了保護這些古籍，展廳內所有的展柜都是可內控溫度和濕度的智能展柜，展柜內的溫度被控制在20攝氏度上下，相對濕度則控制在50%左右，即使外部環境變化再大，一般也不會對珍藏其中的國寶造成影響。

　　國寶是難以觸碰的，可是圖書文獻又是供人翻閱的。為了滿足觀眾閱讀古籍的需求，國家典籍博物館還利用高科技手段，提供了一些互動服務。比如展廳內的《柳公權神策軍紀圣德碑》善本，其旁邊既有一個放大的高仿版本，還放置了一個透明的可觸摸屏。觀眾用手指在觸摸屏上滑動，就可以逐頁翻看這件典籍中的內容。

　　高科技讓文字“活”起來

　　“圖書是文字的博物，博物是實物的圖書。”早在1937年，北平研究院院長李煜瀛就曾對博物館和圖書館的關系作過清晰的闡釋。而今，“讓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來”，成為國家典籍博物館最注重的理念。

　　步入博物館善本展廳，江蘇省非遺項目雕版印刷技藝的代表性傳承人李江民和雕版刻印師宋保勝，正在現場演示《紅樓夢》插圖的雕刻和刷印過程。旁邊，元代木活字發明者王禎獨創的“轉輪排字盤”也被仿制出來。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不同的精妙之處，就以這樣的方式呈現給觀眾。

　　金石展廳的地面上，則流淌著一條“漢字歷史長河”。這件數字藝術品將漢字在3000多年歷史中的演化，投影在展廳地面上，匯成河流。長河盡頭，一個巨大屏幕上循環出現《曹全碑》、《張遷碑》等中國十大碑帖的拓片影像，碩大的高清畫面讓拓片細節分毫畢現，對于書法愛好者來說，這絕對是個研習古代經典書法作品的好去處。

　　最讓觀眾躍躍欲試的互動展品，則是甲骨文臨摹裝置。在一個觸摸屏前，參觀者只要選定一個姓氏或一個生肖字的甲骨文，就可以參照樣本在屏幕上用手指“描模子”。像這樣由自己親手書寫的甲骨文，還可以打印出來，當作免費的紀念品帶回家。

　　目前，國家典籍博物館的善本展廳、金石展廳、敦煌展廳和西文善本展廳已準備就緒，在試運營期間，樣式雷圖檔展廳、少數民族語文古籍展廳、名家手稿展廳、中國古代典籍簡史展廳也將陸續開放。屆時，觀眾可以通過更多的互動體驗，了解中華文脈之博大。

　　司馬光真跡世上僅存465字

　　宋朝司馬光主持編纂的《資治通鑒》無人不知，可要說司馬光的真跡，卻沒多少人見過。其實，司馬光留存于世的真跡僅存465個字，這便是收藏在國家典籍博物館的《資治通鑒》司馬光手寫原稿殘本。這一珍貴手稿將于9月向公眾露真容。

　　據了解，這個稿本寬33.8厘米，長130厘米，共計29行，465字，上面記載了東晉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的歷史。文中，每段史事寫開端或末尾僅幾字或十多字不等，中以“云云”省略，與通行本內容略異。

　　頗具特色的是，該殘本的最后一段，司馬光竟然在好友范純仁寫給自己和哥哥司馬旦的信札空白處寫起東西來。觀眾可以清楚看到，在稿本末尾，有四行字被墨筆涂抹，這四行字便是范純仁信札的內容。透過墨跡仍然可以辨認出這段信札的原文，大約是“純仁再拜……純仁勉強茍祿，自取疲耗”共38個字。根據明代《珊瑚網》記載，在“自取疲耗”以下，這封信本該還有“無足念者……純仁頓首，上伯康、君實二兄坐前。九月十一日”等79個字，不過在清初，這些字就不知已被何人割去。

　　司馬光存世的這段130厘米長的稿本的卷尾還有驚喜。在這里，司馬光手書了一封“謝人惠物狀”，即收禮后回復答謝的一種文字。這段文字上看不出是答謝誰，只能看出“右伏，蒙尊慈特有頒賜，感佩之至……”等字。一紙之間，集中了司馬光手稿、范純仁書札、司馬光“謝人惠物狀”，堪稱“幅紙三絕”，至為難得。也正因為“幅紙三絕”的寶貴，歷代藏家蓋在這手卷上的藏印有上百枚之多，其中乾隆、嘉慶、宣統三位清代皇帝的鈐印也揭示了手卷曾入藏清代內府的收藏軌跡。

　　《神策軍碑》歷時流轉多坎坷

　　宋拓《神策軍碑》可以說是一部充滿故事的古籍。它既是書法愛好者必臨的精品，也是極具文獻價值的典籍。這部古籍的全稱是《皇帝巡幸左神策軍紀圣德碑》，又被稱為《柳公權神策軍紀圣德碑》，是書法家柳公權晚年所書，純熟穩健的書風令后人贊嘆這是其“生平第一妙跡”。石碑刻于唐會昌三年(公元843年)，本來立于長安宮廷禁地，但終毀于戰火，拓本極少。

　　大概是因為其書法藝術的高度，世人大多低估了其文獻價值。其實，這部古籍還蘊含著很多信息。就拿“神策軍”來說，這是唐晚期的主要禁軍，到會昌三年時，早已為宦官掌握。此時唐武宗李炎即位不久，為向宦官示好，便巡行左神策軍，宦官仇士良也從而請求建立頌圣德碑以回應，于是便有了這《神策軍碑》。碑文中因為記錄了回鶻汗國滅亡及安撫降于唐朝的回鶻首領嗢沒斯等史實，而成為后世學者研究唐代邊疆關系的重要史料。

　　《神策軍碑》拓片原裝兩冊，其中的下冊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便已失傳，上冊則被著名收藏家陳清華夫婦帶到香港。1955年和1965年，陳清華因生活窘迫，曾兩次大批出售所藏古籍，其中便有《神策軍碑》上冊。這兩次大宗典籍轉讓，都在國際收藏界引起極大關注。

　　雖然新中國當時財力有限，但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關懷下，有關部門曾兩次斥資回購典籍。其中1965年那次，文化部以25萬元從陳清華手中收回包括《神策軍碑》在內的珍貴善本18種，碑帖拓片7種，一共25種102冊。據說，當時用于回購典籍的這25萬元，相當于全國大學生一年的伙食費。而回購的圖書中，還包含了《蜀石經》、《夢溪筆談》等精品典籍。

　　《酒令舞譜》如同神秘“密碼”

　　如果要選國家典籍博物館里最神秘的藏品，當屬手寫于公元9世紀至10世紀的《酒令舞譜》。這塊巴掌大小的敦煌古籍殘片上，記載著的是一種舞蹈的曲調、節奏和動作的字譜。雖然殘片上只有不到100字的內容，卻如同密碼一樣，如果不是既精通舞蹈又研究文字的人，是根本無法破譯的。

　　據古籍專家介紹，目前的研究結果，只知道“酒令舞”是以舞行令送酒的酒令，從存世不多的舞譜上看，酒令舞用“舞”、“據”、“送”等十二三個字，來表現舞蹈的節奏和特定的動作。其中最關鍵的字是“送”字，因為每到這個字的時候，就表示參與者要喝酒了，而“據”則表示停頓，“挼”則有可能代表叉手、踏足、舉左右肩三個動作的結合。不過，如果要想從這頁舞譜中復原舞蹈的原貌，恐怕已不太可能了。

　　參觀提示

　　國家典籍博物館將于8月1日至9月8日試運行，接受社會團體預約參觀。

　　該館開放時間為每周二至周日9:00-16:45，周一閉館。每日參觀人數限制為2000人，試運行期間只面向10人以上社會團體提供參觀服務，想要參觀的團體需提前三天進行預約。從7月27日起，社會團體可通過電話010-88544757及網站(http://www.nlc.gov.cn/nmcb/index.htm)進行預約。

　　9月9日，國家圖書館建館105周年之際，“國家典籍博物館”將正式開館，并面向個人讀者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