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衡《關于鑒別書畫的問題》封三《附識》

中學時期我讀過余蓋《故宮博物院盜寶冤案之謎》一文（《文史資料選輯》第九十三輯），對“易案”是有所了解的?，F將馬衡《關于鑒別書畫的問題》抽印本封三《附識》

全文抄錄如下：

此文為易案而作。時在民國廿五年，南京地方法院傳易寅村不到，因以重金雇用落魄畫家黃賓虹，審查故宮書畫及其他古物。凡涉疑似者，皆封存之。法院發言人作武斷之語曰：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贗品，有則必為易培基盜換無疑。蓋欲以“莫須有”三字，為缺席裁判之章本也。余于廿二年秋，被命繼任院事，時“盜寶案”轟動全國，黑白混淆，一若故宮中人，無一非穿窬之流者。余平生愛惜羽毛，豈肯投入旋渦，但屢辭不獲，乃提出條件，只理院事，不問易案。因請重點文物，別立清冊，以畫清前后責任。后聞黃賓虹鑒別顢頇，有絕無問題之精品，亦被封存者。乃草此小文，以應商務印書館之征。翌年（廿六年），教育部召開全國美術展覽會，邀故宮參加，故宮不便與法院作正面之沖突，乃將被封存者酌列數件，請教育部要求法院啟封，公開陳列，至是法院大窘，始悟為黃所誤。亟責其復審，因是得免禁錮者，竟有數百件之多。時此文甫發表或亦與有力歟。

著者附識。一九五○年一月。

馬衡先生在《附識》中，從側面對“易案”進行了回顧，并且再次肯定此案實屬冤案。

《關于鑒別書畫的問題》內容列舉歷代帝王和書畫名家關于書畫鑒定方面的理論，特別列舉帝王買入或臣子進獻之書畫、碑帖中，有些雖名頭不小，但品質低劣。通篇雖無一語涉及“易案”，但對南京法院發言人做出的“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贗品，有則必為易培基盜換無疑”的武斷結論，給予否定。而《附識》中“法院大窘”，最終“亟責其復審，因是得免禁錮者，竟有數百件之多”印證了《關于鑒別書畫的問題》所持觀點，所以《附識》有“時此文甫發表或亦與有力歟”之語焉。

▲  馬衡《關于鑒別書畫的問題》抽印本首頁

關鍵問題是，“易案”已過經年，且早有定論，易培基的冤屈，業已大白。時過境遷，馬衡先生緣何在十幾年后寫這篇《附識》呢？

揭開《附識》之謎

2006年《馬衡日記》出版。此時距我得到《關于鑒別書畫的問題》抽印本，已過了十余年光景?！恶R衡日記》一書收錄的日記起于1948年12月13日，止于1951年12月31日。翻閱《附識》寫著時間前后的《馬衡日記》，令我激動的是此中確有關于寫著《附識》的日記：

（1950年）二月四日（周六）。立春節。晴。

王雷來一道歉書，并附檢討記錄。復函謝之。取舊日張菊生（元濟）先生七十生日論文集中抽印本《關于書畫鑒別的問題》一文加以附識，托冶秋致董必老。得蔣撲安告貸書。

問題又來了。把寫有《附識》的抽印本，托時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長王冶秋送交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董必武，這又是為什么？既然《附識》開篇說“此文為易案而作”，我想《日記》中定有關于“易案”的日記。

繼續翻閱《馬衡日記》，我在1949年10月的幾篇日記中找到了與馬衡先生寫著《附識》的相關線索。

十月廿四日（星一）。晴。霜降節。

聞吳瀛以“易案”經十余年沉冤莫白，特上書華北人民政府請予昭雪。董老擱置未復，頃又上書于毛主席，發交董老調查。晨詣冶秋始知吳瀛之請昭雪“易案”，完全對余攻擊。謂張繼、崔振華之控訴易培基，為余所策動，殊可駭異。因請冶秋轉達董老，請撥冗延見，以便面談，并希望以原書見示，俾可逐條答復……

十月廿七日（星四）。晴。

鄭西諦來。李響泉來。昨冶秋電話以吳瀛上書，董老不愿于此時出以示人，因其足以刺激人之情緒，允俟將來見示?，F望余將所知事實，寫一節略，以為對照資料，因于辦公時間內抽空寫之?？嘤谟洃洸磺澹滞邢葹槲也稍L。

十月月廿八日（星五）。晴。曇。

節略寫成，請席慈謄清。冶秋來商文物局將于下月一日開始辦公……

讀以上三天的日記，已知這樁“公案”的起因，源于吳瀛先生的“上書”。

吳瀛（1891年至1959年）字景洲，江蘇武進人。他和易培基是自幼相交的同窗好友。在易氏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時，吳瀛受到重用。另據有關資料，吳之所以能到故宮博物院中，除了易培基的關系，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背景，他是北洋政府審計院院長莊蘊寬的親外甥。莊蘊寬是參與籌建故宮博物院的民國元老之一。憑借這些關系，吳瀛擔任了名列秘書長李宗侗之下但待遇相同的“簡任秘書”（相當于院長助理）。“易案”發生后，吳瀛作為“易氏”的親信，難逃干系，和李石曾的侄子、易培基的女婿李宗侗同為“易案”被告。

▲  鑒定書上冊首頁存滬書畫類

易培基受冤含恨，抑郁棄世，吳瀛在有生之年一刻也沒忘記為易培基伸冤。關于“易案”，吳瀛曾在他的《故宮盜寶案真相》（又名《故宮塵夢錄》）中有詳盡的回憶。其回憶錄與余蓋有著幾乎相同的觀點，在他看來，“易案”發生的伏筆在建院初始就已埋下。因易培基反對，本來內定副院長的張繼只擔任了文獻館館長。李宗侗沖撞了張繼的夫人崔振華只是個導火索。吳瀛對易氏的繼任者馬衡也多有不滿。吳氏自踏進故宮第一天起，就把當時參與故宮清室善后工作的人分為“北大系”與“政府官員系”，對故宮博物院里任職的“北大系”如馬衡、沈兼士等人早有成見。不過在吳瀛1948年寫的回憶錄中，陳述了種種對故宮人事的猜忌和不滿，但洋洋二十萬言尚未提到馬衡與“易案”有什么關聯。對馬衡的猜忌和不滿主要是他認為馬衡是“易案”的既得利益者，易院長待馬衡不薄，而馬衡卻在易培基蒙冤時，沒有公開站出來為易說話。

▲  鑒定書下冊首頁存京書畫類

事實上，吳瀛對馬衡的猜疑和不滿確有誤解之處。易培基于1937年9月22日病故于上海，那時馬衡已經離開南京押運故宮首批文物西遷了。設身處地想一想，鑒于當時的氛圍和馬衡的身份處境，確實很難挺身而出為“易氏”辯解。而“易案”發生后，馬衡并沒有無動于衷、袖手旁觀，而是假張菊生70歲生日之際，寫了《關于鑒別書畫的問題》一文，明里暗里地為“易案”辯證，并對南京法院糾正誤判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  易培基等侵占故宮古物案鑒定書

既然吳瀛在他苦心寫著的回憶錄中都沒有說到馬衡與“易案”有任何關聯，那為什么在新中國剛剛建立時，吳瀛就迫不及待地把馬衡作為幕后操縱“易案”的主謀，告到“新的人民政府的領導同志”那里？經查找資料，我在1981年11月吳祖光《懷念父親》一文中，找到了答案。吳祖光在文中說：“父親的受冤受害，完全是由于為了他的一個‘同患難而觀點各異，親而不信的總角之交’引起的。從天理人情而言，他的自幼相交的同窗好友易寅村先生——故宮博物院院長——乃是一個薄情負義的朋友。但是父親卻是一往情深，至死不渝，由于易的受冤含恨，抑郁棄世，父親在有生之年一刻也沒有忘記為我們這位易伯伯申雪冤枉。1949年上海解放后，父親為這件事還給新的人民政府的領導同志寫信呼吁。我們尊敬的董必武同志還親自登門來拜會過父親。”     

這里所說吳瀛的告狀起因、時間與馬衡1949年10月的三篇日記內容吻合。據馬衡日記，吳瀛上書給“新的人民政府的領導同志”是毛澤東。

▲  民國三十六年首都（南京）地方法院檢察官起訴書首頁

易培基曾是毛澤東青年時期的老師之一。據有關資料，毛澤東始終沒有忘記他的這位恩師，曾多次對當年的師友談起易培基，并強調說：“易先生是個好人?。?/span>”言語之中，流露出懷念之情。

▲  《馬衡日記》

也正是易培基、吳瀛與毛澤東的歷史淵源，促使了吳瀛在新中國伊始即向毛澤東上書，“我無論如何要出這口惡氣”了。當時張繼已經去世，崔振華、鄭烈、李宗侗先后去了臺灣，這口惡氣怎么出呢？他選擇了至今仍然在故宮博物院院長任上的馬衡。

▲  1949年10月24日馬衡記下吳瀛訴告易案事件。

▲  1950年2月馬衡記下在《關于鑒別書畫的問題》書寫附識一事。

吳瀛致毛澤東的要求平反昭雪申訴函，很快就批轉到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原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的案頭。吳瀛申訴函的內容無從得知，但從馬衡先生1949年10月24日的日記：“聞吳瀛以‘易案’經十余年沉冤莫白，特上書華北人民政府請予昭雪。董老擱置未復，頃又上書于毛主席，發交董老調查。晨詣冶秋始知吳瀛之請昭雪‘易案’，完全對余攻擊。謂張繼、崔振華之控訴易培基，為余所策動，殊可駭異。”依然可以看出，吳瀛的上書是很有分量的，足可引起中央上層的重視。毛澤東將申訴函批轉董必武處，令其調查。當馬衡提出拜訪董老說明情況，遭到拒絕的同時，董老卻遠赴上海拜會了吳瀛。無法與董老當面陳述，馬衡根據董老的指示，寫了一份材料交給王冶秋轉呈。

到此，吳瀛上書之后的情況逐漸清晰，《附識》之謎不解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