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 鳶尾花

1987年到1990年，紐約和倫敦的印象派與現代派市場最大程度地顯示，賣家與買家都可以從上漲中獲益；這一時期成就了20世紀藝術市場的繁榮。

藝術史家認為“現代”藝術始于1870年的巴黎，而不是1840年的倫敦或是1900年的全歐洲——現代藝術空前的價格暴漲還不能說明市場趣味已發生決定性改變。老大師市場被印象派和現代派藝術完全侵蝕，還需要二十年時間。來自加州帕薩迪納的諾頓·西蒙(Norton Simon)是這兩個領域的著名收藏家，1961年在倫敦，他以821400英鎊買下倫勃朗的《亞里斯多德沉思荷馬胸像》，將老大師作品的拍賣紀錄提高了三倍。1971年，在佳士得倫敦拍賣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以231萬英鎊買下委拉斯凱茲的半身像《胡安·德·帕雷哈》(Juan de Pareja)，讓老大師作品的價格進一步大幅提升；這幅作品的真偽并無疑義，但老大師市場卻備受懷疑。盡管在1967—1968年間，印象派作品開始躋身100萬美元的行列——莫奈的《圣阿德列斯的露臺》(Terrasse a Ste Adresse)達到了141萬美元，雷諾阿的《藝術橋》(Pont des Arts)達到155萬美元——沒有誰感覺到印象派作品的價值正在發生徹底的改變；就在那個冬天，華盛頓的國家美術館還準備以500萬美元買下列支敦士登手上的達·芬奇作品。這個故事的結局是，在2000年的藝術市場上，100幅最貴的畫中有92幅是印象派和現代派作品；從1987至1990年，梵高、雷諾阿、塞尚和莫奈最好的作品造就了20世紀藝術市場的繁榮。但幾乎沒有人會認為，印象派作品的價格還能在21世紀漲得更高。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就是新的老大師，那些在兩個世紀前辛勤工作的藝術家。

亞里斯多德沉思荷馬胸像

是美國造就了印象派作品市場今天的局面。事后來看，在1930年至1980年間，他們多少把持了藝術市場的頂端。戰后真正能與美國的私人買家競爭的，是博物館。在1975年之前的三十年間，這些博物館仍然能在價格上勝過私人買家；其他的競爭者只有希臘的船主。在20世紀50、60和70年代，博物館和富有的希臘人獨力阻止了堅決的美國收藏家掃蕩莫奈、雷諾阿和畢加索的作品，當時用2.5萬—25萬美元就能買到這些藝術家最好的作品。在蘇黎世和日內瓦，瑞士交易商悄悄進行大額交易，但是直到70和80年代，瑞士人建立起投標財團，他們才開始與競爭者分庭抗禮。

當時的價格戰至今讓人側目。2004年5月，畢加索的《拿煙斗的男孩》在蘇富比紐約拍賣行以1.041億美元賣出，而在1950年，惠特尼大使買下這幅畫只花了3萬美元。1989年，保羅·梅隆以2640萬美元賣出馬奈的《莫斯尼爾街》，而在1931年，雅各布·戈德施米特買下這幅畫只花了6.5萬美元。1987年，梵高的《向日葵》在佳士得倫敦拍賣行以2420萬美元賣出；泰特美術館在1924年購買的版本花了塞繆爾·考陶爾德的基金會1304英鎊。

蘇富比和佳士得終于開始將一些名錄公之于眾，列出了1950年到1980年間，美國上一代印象派和現代作品收藏家的名字。有一些遠不如東部的貴族家庭——像惠特尼、洛克菲勒和梅隆家族——著名的重要買家浮出水面。印象派作品的買家廣泛分布在中產階級里以及美國的中西部——來自俄亥俄的約翰·帕蒂森·威廉姆斯(John Pattison Williams)幾乎不為人所知，他擁有的蒙德里安作品《百老匯布吉烏吉》(Broadway Boogie-Woogie)現在價值4000萬美元；在1980年之前，身份不明的羅伯特和吉恩·本杰明一直是康定斯基的重要作品《創作》(Composition)的主人。如果不是佳士得和蘇富比的精裝名錄的忠實記錄，在20世紀60和70年代的印象派和現代派作品的收藏家中，有許多到現在早已湮沒無聞——新澤西新不倫瑞克的西沃德·約翰遜(Seward Johnsons)，嬰兒爽身粉大王索爾·P。施泰因貝格(Saul P.Steinberg)、好萊塢的威廉·格茨(William Goetz)和哈爾·沃利斯、歐內斯特·加比什(Ernest Garbisch)。紐約的凱瑟琳·W。推德(Katharine W.Tweed)擁有的莫奈作品《國會》現在價值2500萬美元，她是誰？紐約的阿道菲·拉維森(Adolphe Lewisohn)擁有一幅價值4000萬美元的高更作品，他又是誰？

1980年5月，亨利·福特二世這個富有魅力的名字讓印象派和現代派市場一步登天。他在一場拍賣會上賣出七幅畫，最貴的一幅是梵高的《詩人花園》，價格達到576萬美元，是這位藝術家此前的拍賣紀錄的五倍。《花園》在1958年的戈德施米特拍賣會上價格為13.2萬英鎊(約50萬美元)。藝術市場一再證明，一個爆炸性的價格最能吸引電視和報紙的注意，讓公眾為之著迷；一幅杰作讓整個市場直上九天，那是夜空中的明星，是恢弘的幻景。《花園》這幅笨拙、沉悶的畫遠非梵高的最佳作品，但卻創下新的價格紀錄，這讓競買者產生了信心，于是一周后，在佳士得紐約拍賣行，畢加索的那幅耀眼的藍色時期自畫像《你好，畢加索》(Yo Picasso)拍出更高的583萬美元。又過了兩周，惠特尼以714萬賣出透納的《朱麗葉和她的護士》(Juliet and Her Nurse)，創下新的世界紀錄。

這些高昂價格的歷史背景是，1979年伊朗國王被推翻，接著又發生了石油危機。美國的優惠貸款利率在1973年至1974年的阿以戰爭后已經飆升到13.5%，造成嚴重的石油短缺，而在1980年升至20%，后又升至21.5%，達到歷史最高點。各種基金從華爾街逃往房地產和藝術品。紐約交易商理查德·費根(Richard Feigen)向全世界宣告了藝術市場的新智慧。“我們在玩的是一種新的游戲，”他聲稱，“每一幅重要的畫都會創下新的紀錄，我們最終將會看到價值2000萬美元的畫。”

既沒有先例，也難以想象，但價值2000萬的畫真的出現了。人們還需要再等上七年。1980年的高價被證明還不是真正的曙光，我們現在已能看清出現這種情況的經濟原因，但在當時卻并非如此。美國兩位數的利率持續了五年之久，一直到1985年，低息貸款的消失以及經濟衰退讓藝術市場陷入低迷，只在1983年5月有過短暫的晴天——當時蘇富比舉辦了收藏先驅亨利·哈夫邁耶的遺產拍賣會，16幅畫共拍得1683萬美元。這次拍賣創下3700萬美元的藝術品公開拍賣紀錄，但卻是對一個自鳴得意的理論的嚴峻考驗，這個理論相信，無論經濟形勢如何，藝術杰作總能帶來可觀回報。在哈夫邁耶的遺產中，最珍貴的是德加的那幅令人痛苦的精美之作《期待》(L'Attente)：一位憂郁的母親在等待自己跳芭蕾的女兒，她要么是在試鏡，要么是在巴黎歌劇院的休息廳里作為情婦的候選等待某位戴禮帽的花花公子的評判。這幅作品要是在21世紀，合理價格也許是5000萬美元，而在當時僅以374萬美元賣出，買家不是私人，而是加州的諾頓·西蒙和蓋蒂博物館。這個價格當時是印象派作品的最高紀錄，但如果過五年再賣，則可能達到3000萬美元，而現在無疑會超過6000萬美元。德加的《咖啡館音樂會》(Café-Concert)也拍得341萬美元。但這些賣價已足以讓蘇富比的印象派作品專家大衛·南希(David Nash)點燃一支雪茄，賣力唱起《幸福的日子又來了》(Happy Days Are Here Again)，并且開始談論“藝術繁榮時期”的到來。但只要借來的錢利息不菲，就不可能出現他所預見的高價。

德加令人痛苦的精美之作《期待》

梵高的《詩人花園》以及《你好，畢加索》和《咖啡館音樂會》的買家是美國的醫療服務億萬富翁，來自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的溫德爾·徹里(Wendell Cherry)——他是哈門那(Humana)醫院集團的創始人，在他去世之后，該集團仍然在發展壯大。

到1986年，美聯儲接連降低利率，徹底改變了經濟形勢，開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一個合并、收購、一夜暴富和投機的時代。比博物館富有得多的個人開始把他們的財富投向藝術品市場。

20世紀80年代中期，世界首富文萊蘇丹和他揮霍無度的兄弟杰弗里親王，私下以空前的5000萬美元買下雷諾阿的《少女》(La Jeune)的五個版本之一，又用同樣創紀錄的價格，1600萬和1400萬美元，買下莫迪里阿尼的作品。這是一次金融操作——抬高兩位藝術家的高端市場——結果完全成功。很快，在1986年12月1日，印象派作品又創下新的拍賣紀錄：馬奈所畫的陽光映照的巴黎景象《插滿旗幟的莫斯尼爾街》——這是另一幅懸掛了旗幟、顏色更為豐富的作品的變體——在佳士得倫敦拍賣行以770萬英鎊(1110萬美元)匿名賣出；在1987年3月30日，梵高唯一一幅仍在私人手中的《向日葵》出現在佳士得拍賣行，以2420萬英鎊(3990萬美元)賣給東京新宿的安田火災海上保險公司，引起轟動。這幅《向日葵》是1934年，英裔愛爾蘭人采礦工程師阿爾弗雷德·切斯特·比蒂(Sir Alfred Chester Beatty)以約1萬美元(2000英鎊)在巴黎買下的。佳士得謙稱，他們“最狂野的夢想”也不過是不超過2300萬美元，4000萬美元的價格讓他們“深深震驚”；佳士得專家克里斯多夫·伯奇彬彬有禮而又富有預見性地評論道：“這個價格到底意味著什么，我們還要等事情沉淀一下再看。”

一些非常富有的買家顯然樂于促成這樣的價格。到那個十年結束時，印象派和現代派作品的價格已經比1980年翻了五到十倍。

市場了解那些操縱印象派作品價格的人，甚于了解同時期那些抬高當代藝術品價值的神秘人物。

文萊蘇丹(當時的世界首富)和他的兄弟杰弗里親王、阿根廷水泥商的女繼承人阿瑪利亞·福爾塔巴(Amalia Fortabat)、哈門那醫院集團的創始人溫德爾·徹里、澳大利亞地產富豪和啤酒商阿蘭·邦德、波士頓的石油和輸油管道生產商比爾·庫奇(Bill Koch)和帕薩迪納的諾頓·西蒙，等等，就是他們在不斷購買那些著名的杰作。畫的價格雖然在上漲，但“羊毛出在羊身上”。梵高作品的價格穩步攀升，這些收藏家掛在波士頓、紐約和棕櫚海岸大廈里的其他梵高作品的價格也在上升。比如倫敦的勒菲弗(Lefevre)和馬爾伯勒、紐約的阿奎維拉(Acquavella)和索，這些收藏家也同樣樂意看到價格上漲。在1987年至1990年間，隨著德加、莫奈、尤其是雷諾阿和梵高作品的拍賣紀錄上漲到無法想象的高度，這些交易商待售的所有其他的德加、莫奈、雷諾阿和梵高的作品的價格也同樣在上漲。1987年至1990年間，紐約和倫敦的印象派與現代派市場最大程度地顯示出，賣家與買家都可以從作品價格的上漲中獲益；正是這一時期成就了20世紀藝術市場的繁榮。

拍賣行顯然也樂意讓價格高漲；每筆交易，他們各收取賣家和買家10%的傭金。遺憾的是，1987年11月，澳大利亞的阿蘭·邦德在與蘇富比達成特殊約定后傾盡全力競價，蘇富比抬價的熱情造成了惡劣的后果。在買下《向日葵》之后，邦德在1987年夏天(據信，這位不成功的競價人出價較低)以1265萬英鎊(2020萬美元)買下梵高作于1888年的那幅笨拙的《頂奎特爾橋》(Pont de Trinquetaille)，自那以后，這幅畫的價格再也沒有超過這次拍賣。1987年11月，他成為蘇富比紐約拍賣行的一出戲劇中的明星人物，在2200名倒抽一口氣的出席者面前報價5390萬美元，結果卻又拿不出這筆錢來。他在那個夜晚的目標是梵高的那幅細致的紫色作品《鳶尾花》，梵高1888年至1889年間被拘禁于位于圣雷米德普羅旺斯的瘋人院，這幅作品描繪出這所瘋人院對梵高造成的壓迫。蘇富比宣稱《鳶尾花》比佳士得的《向日葵》“更杰出”，“私人收藏家手上沒有什么作品能與之匹敵”，他們與邦德達成交易，只要他的報價超過5000萬美元，他們就把一半的錢借給他。邦德同意了。當他打電話給坐在蘇富比紐約拍賣廳包廂里的倫敦交易商比利·基汀(Billy Keating)發出交易指令時，處在半錯亂的狀態。他讓全世界最貴的畫又漲了1400萬美元，但讓全世界驚奇的是，他不可思議地付不出錢來。

蘇富比在這場天價操縱游戲里扮演的角色在1988年浮出水面，引發了媒體的義憤(在業界也許沒有那么明顯)，因為這種做法扭曲了藝術品真正的市場價格。美國人A。阿爾弗雷德·陶布曼是這家始創于1744/1745年的拍賣行的新主人，他看不出這種做法有什么錯：他指出，汽車交易商幫助買家借貸買車，是一種標準做法；藝術品也沒有多少區別。但在1989年，他屈服于全世界的抗議，發誓不再采用這種做法。邦德應該在四年內支付這筆錢(因為用公司資金購買其他藝術品，比如雷諾阿的《漫步》，他的處境進一步惡化)，但完全未能做到。《鳶尾花》最終賣給了蓋蒂博物館，價格據信在4500萬左右，差額則由邦德補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