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白毛女》畫稿，25×17cm，李可染畫院供圖
這些畫稿雖然沒有深入的細節刻畫，只用線條簡單勾勒出了大致的形象和姿態，但卻非常生動，尤其難得的是上面有不少對人物形象、場景等的標注，甚至還有對歌劇演員表演的評價。
李可染《白毛女》畫稿，25×17cm，李可染畫院供圖
李可染畫院理事長、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王魯湘先生對這批速寫的評價非常高：“這套《白毛女》速寫非常難得，集中記錄了當時李可染先生不為人知的一段心路。”
王魯湘先生曾見過一幅李可染先生的水墨《白毛女》，畫的是楊白勞為喜兒扎紅頭繩的場景，可以與這批速寫互相佐證。該畫上有李可染款識：“人家閨女把花戴，你爹錢少不能買，扯了二尺紅頭繩，我給喜兒扎起來。卅八年四月某夜，觀《白毛女》歌劇歸來，寫楊白勞除夕為喜兒扎頭繩一節，并題其唱詞。可染。”“卅八年”指的是1949年。該畫詩塘上還有劉勃舒先生的一段題跋：“傳世之佳作，它必然是具備又傳統也現代、又藝術也思想、又畫品也人品、又雅也俗的矛盾統一。”
李可染《白毛女》畫稿，25×17cm，李可染畫院供圖
20世紀90年代至今，此畫被湖北某私人藏家收藏，后來曾3次進入拍賣市場，可以查到拍賣紀錄的有2次：2008年北京華辰秋拍和2010年上海朵云軒春拍。雖然拍賣數據有顯示成交，但實際上這幅畫至今仍在該藏家手中，原因是當時的價格遠低于藏家預期。2012年，該畫曾經在湖北美術學院美術館展覽過，該畫被公認為真跡，所以，這套《白毛女》速寫的繪制時間可能也是1949年4月。
李可染先生當時看的那版《白毛女》歌劇，是由王昆飾演的喜兒。據王昆回憶：“在北京演出的時候，不少知識分子來看，畫家李可染看完后，一下子買了10場票給他的家人看。回去后他跟夫人講，我的畫風也要改變，要到人民中去。”
這種說法從李可染夫人鄒佩珠的回憶中也可以得到證實。
鄒佩珠先生在參加北京畫院的一次研討會時曾說：“李可染改革中國畫的時候就是從畫白毛女開始的，我們去看《白毛女》，一家人連看十天，為了理解新中國的文藝走向。王昆同志當時演白毛女，她演白毛女如同她自己就是白毛女，非常投入。”
雖然李可染先生本就喜歡戲劇，但連看十遍的熱忱也足見其重視程度和理解新中國文藝走向的急切。那為什么他可以通過《白毛女》來理解新中國的文藝走向呢？這要從《白毛女》的創作背景來談。
1942年5月2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文藝要和工農兵群眾結合，同時期的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使得延安的文藝工作者深刻意識到要創作全新的、反映共產黨理念的藝術作品。
1945年，延安的魯迅藝術學院在院長周揚的指示下，改編了歌劇《白毛女》。
《白毛女》脫胎于晉察冀邊區白毛仙姑的故事。該劇情節是：佃戶楊白勞的女兒喜兒，原本正在滿心歡喜地準備嫁給青梅竹馬的未婚夫王大春，卻不料飛來橫禍。除夕夜，地主惡霸黃世仁逼死楊白勞，第二天將喜兒搶入黃家抵債。深受百般侮辱與折磨的喜兒隱忍等待復仇的機會，但難逃被賣的命運。她在黃家傭人張二嬸的幫助下逃入深山，靠偷破廟供品為食，由于常年不見陽光和缺乏鹽分，喜兒的頭發全白，成了附近村民謠傳的“白毛仙姑”。后來，八路軍來到了該地區，喜兒重見天日，與未婚夫王大春重逢，斗倒惡霸黃世仁，開始了新生活。其主題是“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
1945年5月，《白毛女》在延安公演，向共產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獻禮，此后劇本又不斷修改，日臻完美，在土改運動和解放戰爭中發揮了巨大的宣傳教育作用。
據王昆回憶，抗戰勝利后，她隨著艾青領導的魯藝隊伍從延安去了張家口，后來去石家莊、北京，一路上給農民、學生、戰士演《白毛女》，很多學生因此而參加了革命，農民因此受到教育，不要像楊白勞一樣自殺，而是應該起來反抗，要回土地，參加革命。國民黨士兵俘虜看了也都哭了，因為他們也是農民子弟，因為吃不上飯才參的軍，部分俘虜因此而參加了解放軍。
對于李可染先生來說，《白毛女》劇團來到北平劇場演出，無疑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機會。雖然在抗戰期間，他積極投身抗日活動，創作了大批抗日宣傳畫，但并未加入共產黨，只是供職國民黨政治部第三廳，從事抗日宣傳活動。抗日戰爭勝利后，李可染又去了北平國立藝專任教，該校當時仍然是隸屬于國民黨。所以，他對于共產黨的文藝路線并不十分了解。
1949年，共產黨的全面勝利預示著新的國家和社會制度即將到來。王魯湘先生分析了李可染先生當時的心態：“所有人都面臨思想改造問題，尤其是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藝術家。當時大部分知識分子，或是出于恐懼，或是出于對新社會的認識，都在自覺不自覺地自我改造，或者被改造。李可染先生也在想，以前畫的跟工農兵沒有關系，在新社會顯然是行不通的，是要被改造的，所以就主動自我改造，選擇在題材上改變自己，畫點工農兵。可是，他又不熟悉工農兵的生活，在大城市里猛地扎到農村去，還沒有這個條件。好在，旁邊的劇院在演《白毛女》，描寫的是地主階級壓迫貧苦農民，農民奮勇反抗，反映階級斗爭的一部戲，是共產黨從解放區帶到城里來的。所以，畫這個戲在政治上是過關的。”
王魯湘先生仔細看了這些速寫以后發現：“畫面上有些人物恐怕也不完全是在劇場里畫的。比如，有一張上是一個人在躺著抽鴉片，旁邊有一人在伺候，這不像是白毛女的劇情。所以，需要考證一下，這些人物是否真的來自舞臺，是否夾雜著在其他地方畫的速寫。”
李可染《白毛女》畫稿，25×17cm，李可染畫院供圖
在這些畫稿中，還有一頁比較特殊，全部是文字，最初也被定名為《白毛女》畫稿，定名的依據有可能是這張紙的第一句話：“躲債七八天的”，有可能是聯想到了楊白勞躲債。但是，這個結論有待商榷，需要詳細解讀文字。
李可染《白毛女》畫稿，25×17cm，李可染畫院供圖
首先，“反國賊惡、英雄戰斗勞動、建設、選舉、土改、學習、鼓勵生產、崇拜領袖、欲迎解放軍、勞軍、戰役、參軍”，與白毛女的情節是不符的，反而與建國初的歷史更相近。王魯湘先生認為，這些就是1950年左右的政治任務的羅列。
其次，這頁紙上有四首詩，基調是歡快的，描寫的是農民忙生產的情景，更像是土改時期的作品，與白毛女的劇情也不相符。四首詩如下：
滿地棉花朵朵開，勞動婦女雙雙來。拾得滿籃回家□，□你織布新衣裁。
麥子熟在五月天，收收割割□場□。夫妻兩人都勞動，發家致富忙生產。
秋風吹來谷子黃，勞動農民生產忙。自愿合作搞生產，咱們收成比人強。
九月里菊花黃，地里豐收家里忙。大人小孩剝棒子，準備過冬好收藏。
據王魯湘先生判斷，這幾首詩應該是當時文藝工作者為了宣傳生產而寫的。“自愿合作搞生產”一句，應該說的是農民合作社制度（1952年——1957年）。當時政府推行互助組、初級合作社和高級合作社等一系列合作化運動。這四首詩更像是描寫的初級合作社。
李可染先生是在連看十場《白毛女》的過程中畫的這些速寫，所以這些速寫的內容也最能反映當時哪些東西曾經觸動了他。
首先，畫稿中有不少重復畫的場景，比如3個楊白勞自殺的場景，喝鹵水以后把棉襖脫下來給喜兒蓋上；2個楊白勞給喜兒扎紅頭繩的場景；2個楊白勞自殺后喜兒扶尸痛哭的場景；2個穆仁智搶喜兒的場景；2個批斗場面；3個喜兒獨唱特寫等等。
李可染《白毛女》畫稿，25×17cm，李可染畫院供圖
而李可染先生所畫的水墨版《白毛女》選擇的是楊白勞為喜兒扎紅頭繩的場景。對此，李可染先生的學生李松先生曾為此畫寫過賞析：“爹爹沒錢給女兒買穿戴，紅頭繩雖細小，卻是浸透了父親對女兒沉甸甸的愛，也包含著難以言說的愧疚。一根紅頭繩為嚴冷的除夕之夜平添了幾分溫煦，猶如轉瞬即熄的燈火，在短暫的溫煦之后，就面臨著疾風驟雨，那骨肉分離、家破人亡的慘劇馬上就要降落到這可憐的父女身上，扎頭繩的情節反襯，更增強了悲劇的撼人力量。”
這組速寫畫了這部戲里的幾個主要人物，場景比較豐富。王魯湘先生猜測：“李可染先生通過30多幅速寫，好像想把整個白毛女的故事全畫下來，不一定是連環畫，可能是白毛女組畫，比如十幅一組，二十幅一組，但是，我們現在沒有看到組畫的成品。李可染先生確實用水墨畫過白毛女，但是《白毛女》當時挨批評了，說他丑化勞動人民，而且用傳統水墨畫的，講究封建主義的筆墨趣味，人物造型也略微有些變形，不符合當時倡導的寫實主義要求。《白毛女》被批評后，他不知所措，隨之而來的是郁悶和恐懼。原本他是想通過畫《白毛女》交一份考試卷，如果合格了的話，就一步邁到新中國了，如果當時受到鼓舞，也許就開始畫人物畫了。結果，這一悶棍把他打懵了，積極準備了這么多素材都沒有用了，接下來徘徊了2年多，一直到1954年去對景寫生，開始畫山水、風景，才慢慢變成了山水畫家李可染。”
除了《白毛女》以外，那個時期李可染先生還畫過其他的人物畫，比如《街頭賣唱》，作于1949年5月。
李可染《街頭賣唱圖》，來自李松編《中國現代美術全集》
據李松先生賞析，《白毛女》與《街頭賣唱》尺幅相同，題款方式相似，皆以水墨加淡彩畫成。《白毛女》中喜兒形象與《街頭賣唱》中的女孩面容相似，同樣面容清癯，然而也透出豆蔻年華的俊美，都是為貧窮和壓迫所摧殘的花朵。而畫中楊白勞與彈琴的盲樂師則畫出了生活在不同的社會環境、氣質迥異的兩個受苦之人。形象的塑造顯示了畫家對生活非常深入的觀察與把握能力、筆墨表現功力。這類感受時代脈搏、關注現實生活的作品與李可染早先的文人墨戲性質的作品在取材和意趣上迥然不同，畫法也相應改變。
那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在這批速寫中有這樣一句話：“形象的現實性，作品的教育性。”這正是李可染先生當時對創作人物畫的要求，對理解他的藝術風格轉變是極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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