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此次新發布的《辦法》，業內人士眾說紛紜。這些變化究竟該如何解讀？對于拍賣企業，這是否真是一次“松綁”？對此，中國文物拍賣史專家、中國國家畫院原副院長趙榆有著自己的看法。

作為一位曾在文物系統工作過的“老同志”，這么多年來，趙榆一直密切關注藝術品拍賣市場的一舉一動，此前每一次政策的變動，他都“敢說敢言”。而這一次，《文物拍賣管理辦法》取代《文物拍賣管理暫行規定》，在他看來，并“沒有太多變化”。

▲ 中國文物拍賣史專家、中國國家畫院原副院長  趙榆

這次《辦法》的主線是“簡政放權”，即將文物拍賣許可證的審批等工作，由國家文物局調整為省級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門開展。

趙榆：這是對的。過去，拍賣企業的審批等工作都由國家文物局一家來做，工作量確實太大。權力下放后，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不過，拍賣企業一年有春秋兩季大拍，從征集拍品到制作圖錄，再到舉辦預展，時間非常緊張。行政部門是否可以再多體諒一下拍賣企業的困難，讓他們在報批等方面的工作量再減少一點，審批時間再短一點，操作再容易一點，這樣更有利于整個行業的發展。

我們注意到，在《辦法》出臺后不久，就發生了國家文物局叫停日本“橫濱拍賣”事件，認定橫濱國家拍賣株式會社拍賣會中的6件拍品是從中國非法劫掠的文物。很多人認為，這是《辦法》頒布后，國家文物局一次態度堅決的亮相。對此，您怎么看？

趙榆：其實，這次叫停事件與《辦法》沒有直接聯系，是國家文物局依照有關國際公約對非法劫掠文物進行的追索。歷史上，中國被帝國主義劫掠的文物不盡其數。

1974年，我調職國家文物局，1975年局里派我去敦煌，而當時我對敦煌所知不多。那時候，王世襄先生在文物局管理資料，他給我推薦了兩本書，一本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一本是《西藏歷史》。讀完后，我才去了敦煌，此行也讓我深深體會到，外國列強對中國文物的掠奪，除了在圓明園進行明槍實彈地搶掠，也通過考古、探險、商業等方式掠奪了一批重要文物。

所以，我認為這次《辦法》中關于應當上交出土、出水文物及歷史上被非法掠奪的中國文物不得拍賣等規定，要一直堅守。歷來，地下、水下文物都屬于國家所有，這是一條“紅線”，從來都不能越過。

這里還要強調一點，即拍品來源要清晰。如果這條不能堅持，就會給社會造成很多麻煩。舉個例子，“文革”時期，河北滄州一家學校圖書館的近現代書畫被盜，盜賊將它們拿到榮寶齋去賣。當時，榮寶齋對文物是要“查戶口”的，工作人員一看畫作上蓋著學校圖章，便知是贓物，最后將盜賊捉拿歸案。可見，查明文物來源非常重要。

《辦法》中，文物拍賣標的的管理范圍擴大了，增加了一些新中國建立以后的實物，在您看來，這是基于什么原因做出的調整？

趙榆：文物鑒定標準應當與時俱進。新中國建立后，《文物出口鑒定參考標準》頒布，設有三個年代門檻，即1949年、1911年和1795年。隨著社會的發展，我覺得門檻可以變一變，“界線”可以往后挪一挪。像有名望的近現代藝術大師李可染、吳冠中等名家之作，以及反映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表性實物等，都應有相應的禁止。

取消第一、二、三類文物拍賣經營范圍，文物拍賣企業可以全門類拍賣文物，這是本次《辦法》中頗為引人注目的條款。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對于那些曾歷經千辛萬苦才拿到一類資質的拍賣企業來說，這項規定會對他們構成一定的市場沖擊。

趙榆：將文物拍賣經營區分三類資質管理，這從一開始就是不對的。可以說，這種資質是壓在拍賣企業肩上的沉重枷鎖。許多企業為了申請一類資質，要經過繁復的手續、漫長的等待，其間的壓力讓他們苦不堪言。而這么多年后，人們發現，這項政策不利于拍賣企業的經營，不利于市場的健康發展，對文物監管也起不到好的作用。

另外，你所說的這種“觀點”，更多是與企業經營有關。盡管文物藝術品資源有限，但想“一家獨大”是不可能的。企業更應該著眼于如何改善經營管理，提升自己的市場競爭力。市場只有在競爭中才能得到持續發展，所以，取消資質無論對企業還是對市場來說都是件好事。

《辦法》依然保留了“拍賣企業必須有5名以上文物拍賣專業人員”，這一條為不少業內人士所詬病。

趙榆：這一條應該取消。2003年7月1日施行的《文物保護法實施條例》第四十一條規定：“依法設立拍賣企業、從事文物拍賣經營活動的，應當有5名以上取得高級文物博物專業技術職務的文物拍賣專業人員……”。當時設置這項規定，是基于拍賣企業的迅猛發展。那時候，拍賣企業如雨后春筍一般急速擴張，有關部門為了控制“擴張”速度，所以實施了這項規定。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些北京的拍賣企業跑到西藏、新疆去請專家。更沒想到的是，符合條件的文物專家數量有限，拍賣企業無形中又刺激了專家報酬的增加，最后便成了哪家公司出價高，文物專家就去哪兒。更令人犯愁的是，相關規定對文物專家的職責并沒有明確規定，以致被聘用的專家大都成了“籠子里的擺設”。重慶一家拍賣企業的老總曾在拍賣年會上抱怨：“找專家很累啊！”由此可見，這項規定給拍賣企業增加了很多負擔，在文物拍賣鑒定工作中也未能發揮應有作用，所以應該取消。

有許多媒體在報道《辦法》時，都用了“松綁”一詞，您認為這是“松綁”嗎？

趙榆：不是。在我看來，這次《辦法》相比以往，并沒有太多變化，像審批權下放等條款，其實在《辦法》頒布之前已經開始實施。你可以這么理解，這次頒布只是一次“公示”，告訴人們“有法可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