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李匡乂《資暇集·注子偏提》載：“元和初，酌酒猶用樽杓……居無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罃，而蓋、嘴、柄皆具。大和九年后中貴人惡其名同鄭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異，目之曰偏提。”

 

那么，何為“注子”？

 

窯址出土文物可以為我們初步解開這個謎團。

 

長沙窯遺址出土了一種別致獨特、帶橫柄、酷似日本流行的茶道用具“急須”造型的壺。

 

金代日本五彩描金花鳥紋急須

 

出版物上定名為橫柄壺，它實際上就是文獻所說的“注子”。柄適合于手執，流與柄呈直角，利于注水，此即為注子的標準樣式。如譚家坡遺址出土的這件橫柄壺。

 

唐代長沙窯題銘“趙注子”的橫柄壺

 

盤口，束頸，溜肩，扁腹，平底，管狀長流，橫柄。并上印“趙”“注子”三字，自名為“注子”真是讓人腦洞大開呀。

 

由此類推，1978年長沙窯遺址挖泥洞出土的這件藍綠釉橫柄壺也應是“注子”了。

 

唐代長沙窯藍綠釉橫柄壺

 

該器高16.3厘米，口徑3.6厘米，底徑7.4厘米，柄長9.7厘米，子母口，蓋上寶珠形鈕，蓋沿處有一環系，圓肩鼓腹，肩部有一橫柄，多棱短流，平底內凹。通體施青釉不及底，其上再施綠釉，呈現出藍綠色，因此藍綠色釉實際是綠釉與青釉疊加形成的復色釉，在長沙窯瓷器中較為少見。它收藏于長沙市博物館，目前在北京藝術博物館舉辦的《詩意的彩瓷：長沙窯瓷器藝術展》中展出。

 

此外，邢窯白瓷中也見有類似造型，一般稱為橫柄壺。

 

唐代邢窯白瓷橫柄壺

 

此器高14厘米，平底、短流（流殘）、直頸，肩部有一道凹弦紋。肩上與流相對處有二系，應為連系壺蓋之用（蓋已失）。肩部一側有一竹節形圓直柄，其遠端稍細、方向與流的方向成直角。該壺釉色潔白明亮、玻璃質感較強，胎質瑩白細膩，瓷化程度較高，壺身略有透光感。該壺為合肥市文物管理處在1976年4月份清理合肥市北郊火車站機務段建設工地中發現的一座船形磚墓中出土的。該墓中還同時出土有3件長沙窯青瓷玉璧底碗、一合墓志、一方箕形歙硯及唐代銅錢數十枚。墓志字多漫患不清，墓主姓名已不可辨，但其死于開成五年（公元840年）七月，同年十一月入葬等內容尚可識，證明該壺的制作年代不晚于唐文宗開成五年。

 

以往大家常將唐代的執壺稱作“注子”，自名器的出現證明在當時，橫柄壺之類的器物才稱為“注子”。那么，大家今天所說的執壺在唐代是如何稱呼的呢？

 

據前文中文獻記載，注子去柄安系稱為偏提。

 

“偏提”，我理解的是，“去柄”，去掉了橫直柄；“安系”，加上圈把柄（即壺把）。我們發現，在唐代各窯口大量生產的器型中，執壺的造型最為接近這一描述，而“偏提”二字有側把提拿之意，也與執壺的拿取方式相符。

 

從歷年出土的文物和可資參考的實物中，我們基本可以判斷，在唐代，執壺應被稱為“偏提”，除了作為酒具，亦可為茶具。

 

其中，詩文或題銘內容與酒文化相關的有許多，僅從《詩意的彩瓷：長沙窯瓷器藝術展》中展出的執壺便可找到對應答案。

 

長沙窯青釉褐彩“陳家美春酒”執壺

 

“陳家美春酒”詩文執壺，1978年長沙窯遺址靈官嘴出土，流下方以褐彩書寫“陳家美春酒”五字。“春酒”即凍醪，是一種寒冬釀造，以備春天飲用的糧食酒。題記明確了此壺的功用，同時也說明此為酒家訂燒的酒具。

 

長沙窯“佯醉臥池臺”青釉褐彩執壺

 

“佯醉臥池臺”詩文執壺，長沙窯遺址藍岸嘴出土，流下用隸書字體書褐彩五言詩一首：“去歲無田種，今春乏酒財。恐他花鳥笑，佯醉臥池臺”。詩文為《全唐詩》卷八五二張氳《醉吟三首》之一。以一種自嘲的語調調侃了無酒可喝的尷尬，也折射出詩人落泊的生活狀態和社會的貧寒。從詩文內容可知此壺是作為酒具使用的。

 

長沙窯“春水春滿池”青釉褐彩詩文執壺

 

“春水春池滿”詩文執壺，現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館，流下楷書字體書褐彩五言詩一首：“春水春池滿，春時春草生。春人飲春酒，春鳥弄春聲”。詩人以八個“春”字順次描繪出春天帶來的無限生機，其中“春人飲春酒”句又從寫景到了寫人，句意簡明，瑯瑯上口，詩趣盎然。

 

而題銘或詩文內容與茶文化相關的有：“老□家茶社瓶”題銘白釉執壺，陜西西安唐太和三年（公元829年）王明哲墓出土，器底部墨書“老□家茶社瓶”，點名為茶肆定燒器。另一件是2010年長沙窯遺址出土的唐代晚期青釉執壺，流下用褐彩書“陳家茶店”四字，亦點名了此壺為茶肆所訂制。

 

再一件是長沙銅官窯遺址陳家坪窯區出土青釉執壺，流下以褐彩書寫“羅家美茶請嘗知味”題銘詩文，表明了此壺為茶肆定燒的茶具。

 

還有一件是長沙窯遺址藍岸嘴出土的青釉執壺。

 

長沙窯“此是飲壺不得別用”摩羯紋題記壺

 

流下方以褐綠彩繪摩羯紋與祥云紋，云朵下方以褐彩書寫“此是飲瓶不得別用”八字。從這八個字可以得知，它的功用比較單一，一般不混合使用。而在佛教中以摩羯魚來比喻菩薩，以愛念縛住眾生，不到圓寂成佛，終不放舍。故此壺上裝飾佛教文化因素的摩羯紋，顯然用作茶具更為適宜。

 

此外，1950年河北省唐縣墓葬出土了一組包括風爐、茶釜、茶臼、執壺、渣斗等在內的五件器具和一件瓷人塑像，專家們從其組合關系分析其中的執壺亦當是茶器無疑。

 

實際上，唐代酒具是以金銀制品為貴的，制作極為精美，且有明顯的定型化趨勢。基本形制為外撇喇叭形高圈足，分無蓋與帶蓋兩種，無蓋的為撇口，帶蓋的則多直口，折柄。

 

銀制品以1982年江蘇省丹徒縣丁卯橋窖藏出土的執壺為代表，因出土于9世紀后半葉的標準器物群，故堪稱是唐代晚期執壺的流行式樣。

 

金制品尤以1969年陜西咸陽市郊出土的執壺為代表，壺蓋上有一蓮花苞狀鈕，造型優雅，紋飾細膩，制作精美，頗具研究價值與欣賞價值，而瓷制品的注子或偏提顯然是借鑒了金銀器的裝飾風格與造型因素，形成了成熟而鮮明的時代特色。其整體的發展與演變過程，堪稱也是唐代飲食文化發展的縮影，從而讓我們領略了唐代社會人們豐富多彩的酒文化與茶文化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