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清末民初，政局大變革，滯留在北京的清宗室遺老遺少與下野無職的高官顯貴，以及海外歸來的巨商大賈等各種文化人很多。這些人中間不乏舉人和翰林，他們在社會上名聲顯赫，往往又精通于書畫，一些好雅者便慕名前往其府上求賜墨寶。畫家由于屢履門庭，來人不斷，應酬又是沒完沒了，不勝其煩，因此便書寫潤例以示說明。再加上民國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藝術市場得以興盛，買賣書畫的交易量很大，制訂潤例鬻畫便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      

制訂潤例招人買

明碼標價潤例的出現，標志著書畫已完全進入了市場經濟的軌道。一時間，大小書畫家都“競相立榜”，從而導致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畫家們為了更好地參與市場競爭，涌現出大量不同樣式的潤例。

這些畫家的潤例是怎么寫的呢？根據目前所見，當時的潤例大致可以分為：價格表前附有小啟；僅列價格表；只注明某某鬻字、鬻畫、刻印或地址等三種類型。其中，第一種類型最為傳統常見，為大多數書畫家所普遍采用。

如1918年，吳昌碩為王福庵訂潤，小啟云：“博通籀史，精研訓詁，維系王子，湛湛嗜古。撫百漢碑，抱十石鼓，印學流傳，家珍自數。趙（悲庵）茹我吐，吳（讓之）闕吾補。比客天涯，強自取柱。為訂潤格，到文不，匪云標榜，聊慰習苦。”

▲  吳昌碩《潤例說》 1925年作

還有詩歌形式的小啟。在1947年，黃炎培在其潤例上題七律一首：“老來鬻字是何因？不諱言貧為療貧。早許名山題詠遍，未妨墨海結緣新。傷廉茍取誠慚愧，含力傭書亦苦辛。八法惟心先筆正，臨池頭白學為人。”

再來看看豐子愷潤例的小啟：“人間多可驚可喜可哂可悲之相。見而有感，輒寫留印象。但記感興，固不拘筆法之中西，設色之繁簡，題材之雅俗也。嗜痂者頻來索畫，或裝裱而懸之室中，或縮印而載之卷頭。受屬既多，知聞漸廣，時接來函，惠詢潤例。今暫定數則，以副雅望。”

除了小啟，豐子愷的價格表是這樣列的：“立幅（高約二尺，闊約一尺）銀六圓。橫幅（長約二尺，闊約一尺）銀六圓。冊頁（長闊各約一尺）銀三圓。扇面銀三圓。復制者（如書報雜志插畫等）另議。指定題材者另議。屬畫除扇面外不須寄紙。但來函說明屬者姓名與住址，畫件格式與款識。并請先惠潤資。函洽者請用掛號信。收到信后一個月即將畫件掛號寄奉。畫洽者先給潤資收據。一個月后憑收據向原接洽處領取畫件。”

▲  1915年吳昌碩潤例

有趣的是，豐子愷還寫了好幾個地址，“函洽處：杭州寶極觀巷皇親巷六號豐夢忍先生。面洽處：南京丹鳳街一三四號陳子佛先生；上海梧州路開明書店華挺生先生……本潤例限用于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內。以后如續應則號訂。二十三年（1934年）歲暮豐子愷謹訂。”

從這篇潤例看來，當時已盛名于畫壇的豐子愷，非常希望有人來購買他的畫，不僅小啟寫得極為考究，還設了那么多的“面洽處”和“函洽處”，固然是為了方便購買者，但也是為了招徠生意。

還有的潤例僅列價格表，因其便捷，故多為書畫家所使用。如1937年《金石書畫》上刊登的《丹楓紅葉室主姜丹書鬻畫》即是一例。而第三種潤例類型已類似純粹的廣告，在當時的《申報》上隨處可見。

▲  1915年吳昌碩潤例、梁鼎銘潤例。

民國特殊的環境使書畫市場交易空前活躍，畫家制訂潤例的形式也變得豐富多彩，以期在市場競爭中獲利。這時期主要有自訂潤例、代訂潤例、社團引薦等幾種方式。

自訂潤例指的是書畫家自己制定潤例。如1913年吳昌碩訂《擊廬潤目》：“堂匾廿兩，齋匾八兩，楹聯三尺三兩、四尺四兩、五尺五兩、六尺八兩，橫直整張四尺八兩、五尺十二兩、六尺十六兩，書畫一例，條幅視整張減半，琴條四兩，書畫一例，冊頁執摺扇每件二兩，一為度，寬則遞加，上記：每兩依大洋一元四角。”

另有代訂潤例，即是由他人代為制訂的潤例，并分為朋友間的互相推介和老師推薦弟子，以及前輩對后學的提攜。1924年，海上書畫大家吳昌碩為21歲的徐穆如訂《噓云閣潤例》：“穆如徐君英姿偉發，年少好古，凡秦漢六朝之書，靡不悉心臨摹，縱橫雋逸。比來，篆隸專學完白，尤得遒勁之趣，名重雉林于斯可見。行楷亦古茂有致。為訂其例將以期成也。也好性毋交臂失之。”這條潤例對徐穆如日后的藝術道路有很大影響，他在《憶缶師》中曾經寫道：“至今五十年來，我總是珍藏著它，每當我在藝術道路上遇到困難和曲折時，只要讀一讀他就會力量倍增，充滿信心去克服困難。”

民國時期，許多喜愛書畫的女子因自身家庭富裕，投拜在多人門下學藝，如談月色、陳佩秋、楊雪玖、蕭淑芳、何香凝、江采等女畫家。當時也有不少女書畫家以自己的姓名在報刊上刊登潤例，這在男權色彩仍很濃重的民國社會是一個極大的進步，表明書畫藝術已不再是閨秀閑淑自娛自遣的一種方式，而是作為個人藝術事業的追求，以鬻畫獲得經濟和人格獨立的選擇。

▲  1946年齊白石潤例

值得一提的是，潤例除了選擇合適的制訂方式和類型外，對語言也是十分講究和重視的，好的潤例語言形式可以提升書畫商品的藝術品位，使一張簡單的價格表變得生動耐讀，并被書畫消費者所認可，得以廣泛流傳，以提高市場競爭力。如黃賓虹山水畫啟前有小引：“夫月下寫竹，報估客從簫材，石邊看云，添淄流于畫幅；玄賞斯契，墨趣同參，非關勉強。爾乃小米云山之筆，無妨逮于人間，大癡《富春》之圖，豈待見知后世！王元章何慚乞米，唐子畏不使孽錢。遂賣畫中之山，為煮林間之石。至若倪迂高逸，設色贈于征君，曹霸風流，寫真必逢佳士；只可偶然，不在斯例。”此啟本身就是一篇聲情并茂的散文，也可謂黃賓虹輕脫超逸的精神寫照。

發布潤例與人知

畫家訂潤例的風氣在民國的上海地區特別盛行，極具有代表性。藝術市場繁榮，使得越來越多的書畫家往上海涌來。據《海上墨林》記載，晚清前后聚集到上海市區的書畫家達到了671人。書畫家數目的激增，使得書畫市場的競爭變得激烈起來，書畫家們憑借一己之力很難在這樣殘酷的市場中打開局面賣出自己的作品，因此需要借助于各種形式的中介途徑來發布個人潤例，以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  民國時期，箋扇莊為書畫家代為收件并推銷。

其時的潤例已經具有市場經濟的基本形態，商業涵義凸現。藝術市場中潤例的發布方式亦趨多樣，一般以制訂后公諸社會并由畫家直接收發、社團合作推出、懸掛居所、委托箋扇莊代為收件推銷、借助新聞媒體等多種方式進行。所有這些中介形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書畫家售賣作品打開名聲。

在這幾類之中，由畫家直接收發的較為普遍，像上文所說的豐子愷潤例中寫了很多個地址，就是典型的一例。而依靠社團或畫會來幫助接件推銷作品的也不少。如1926年5月5日《申報》刊登的《停云社合作書畫冊頁特潤》小啟曰：“本社社友田桓、任堇叔、呂萬、查煙谷、宗履谷、丁墨農、陸抱景、唐子湘、魯南廬、馬軼群、黃小癡、王彥寶、陳無咎、徐彝珊、湯臨澤、潘蘭史、江良筠、郭宜庵、周乃園、浣塵女史合作冊頁，計書畫各二十頁，皆聚精會神之作，照原潤共值百元以上，今定每部廿四元，百部為限，冊頁規定高七寸闊九寸，過此照例，各箋扇莊代收，外埠函索郵費紙費五角，直寄上海法租界麥底安路明得里海上停云書畫社，并介紹各家書畫篆刻。”

此外箋扇莊也擔當起交易的經紀人角色。作為時人書畫的中介機構，民國初年上海的箋扇莊空前地興旺起來。如“九華堂”、“朵云軒”、“錦云堂”等在當時都已負有盛名。因此一些畫家便委托箋扇莊代為發布潤例并代理畫作。如張大千1926年3月11日刊登在申報上的《張季媛賣畫》：“媛幼研六法，不敢自為有得。顧人多不厭拙筆禿墨而迫呼，有若道負不有。定例取予，不無苑枯。自今以始，欲得媛畫，各請如直潤格，存上海派克路益壽里佛記書局及各大箋扇店。通訊處：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第四弄第十家四川張寓乙特1765號。”

▲  齊白石《牽牛竹雞》 1945年作

既然箋扇莊開展代求時人書畫這一業務，當然要收取一定的費用。早在1892年時，戲鴻堂箋扇莊就在告白里說：“接攬書畫，為便客起見，所點之人必求親筆，向無貽誤，所有書畫家明讓一成，不過供專司其事之人津貼。此項交易實屬代庖，概無二成奉送，望為原諒。”可見，中介費是書畫總價的一成，由書畫家負擔。

南紙店也是歡迎書畫家來柜上掛筆單的，除了可取酬勞費用外，還可售出紙張、簿絹等。有的紙鋪還代辦裝裱事宜，再另收費用，使顧客取件時，已是一幅完整的作品，回去后即可懸掛或贈送。

▲  張大千《青城玉茗》 1947年作

同時，書畫家也常在報上或雜志上刊登潤例。1912年，李叔同在上海《太平洋報》任文藝編輯時，在該報刊登《李叔同書例》；1917年，《不忍》刊登《康有為鬻書例》；1925年，《華南新葉》特刊第一期末頁附由甘璧生、嚴直方、王秋齋、鄧秋牧代訂的《易大廠篆刻書畫直例》……如此的潤例發布在當時的報刊雜志上屢見不鮮。各種大小報紙更是以廣告的形式刊登著書畫潤例及畫展海報，凡此種種也為民國時期所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