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秋季的一天，香港報紙的一則消息震驚了中國陶瓷界：一件被譽為絕世珍品的清雍正時期的粉彩蝠桃紋橄欖瓶突然在香港蘇富比現身，并于幾天后將被公開拍賣。
清雍正時期的粉彩蝠桃紋橄欖瓶
清雍正時期的粉彩蝠桃紋橄欖瓶，撇口，細頸，長鼓腹下斂，圈足，因形似橄欖而得名，高35.9cm，口徑10cm，足徑12.5cm。橄欖瓶為清代流行器形，其造型豐滿秀挺，線條流暢富有韻律感，輕巧靈動而又不失穩重，兼具梅瓶、玉壺春之特征于一身，有素身與瓜棱式之分。橄欖瓶始燒于何時尚不明確，但于雍正、乾隆時期最為常見，屬陳設用瓷。
關于這件橄欖瓶，還有一段曲折的誕生經歷。
283年前，唐英的“失手”
相傳，清雍正十二年春季的一天，江西省景德鎮內格外熱鬧，因為這一天是往宮里送瓷器樣品的日子，送入宮的這些樣品，將決定官窯未來一年的燒制品種。窯工們將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小心翼翼地放進箱內，旁邊有人不斷報出瓷名：“青花燭臺1件，各色瓷碗27件，小碟6件，花瓶5件……”當時的督陶官唐英坐在一旁若有所思地看著這一切，眉頭緊鎖，表情凝重。點裝完畢，唐英突然站起身來，打開箱子，抄起里面的一件瓷瓶就摔在地上。
唐英此舉自有深意。原來，這一年的宮廷用瓷為雍正皇帝欽點，在此之前，皇帝特意下旨，命唐英燒造一批新穎的粉彩瓷器。燒制瓷器非一日之功，要燒出有新意的瓷器更非易事。唐英對這些唱“重頭戲”的瓷瓶并不滿意，怎么看都覺得有點兒別扭。
雍正帝圣旨中提到的粉彩，又稱“洋彩”，是釉上彩新品種，始創于康熙年間。特殊之處是在燒好的素胎上，先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將顏料施于這層“玻璃白”上。由于砷的乳濁作用，與各色釉相結合后，便產生粉化作用，紅彩變粉紅、綠彩變粉綠、黃彩變淺黃……給人一種粉潤柔和之感。
清康熙粉彩花蝶盤
清康熙粉彩花蝶水丞
于是唐英砸碎了幾件不太滿意的作品，并冒著被治罪的風險，給雍正皇帝寫了一封奏折，稱晚幾日再上交今年的瓷樣。接下來的幾天，唐英茶不思飯不想，急的在房中來回踱步，一不留神，撞到了書案。案上的筆筒隨即摔在地上，里面的筆也四散滾了出來。唐英連忙低頭去撿，卻猛地發現，筆筒上面的圖案，躺倒時和直立時，居然看起來感覺不太一樣。于是唐英突發奇想，如果把平時繪在盤、碟上的圖案也繪在直立的瓶子上，一定也會更加生動傳神。
宋美齡的饋贈
雍正粉彩瓷器制作精湛、品質高超，在清代瓷器中獨樹一幟，備受矚目，向來是海內外收藏家追逐的寵兒。2002年之前，這件清雍正粉彩蝠桃紋橄欖瓶一直在美國奧格登·里德（Ogden Rogers Reid）家族中流傳。
右為奧格登·里德
奧格登·里德，美國名人，曾任美國參議員，出使美國駐以色列大使，亦曾經是《先鋒論壇報》的出版人兼總編輯。里德家世顯赫，他的外祖父韋羅·里德是美國共和黨的創始人之一，一生從事新聞雜志及外交官生涯。他的外祖母伊麗莎白·米爾斯是加利福尼亞一位富翁的女兒，曾參與美國紅十字會的組建。他的母親海倫·羅杰斯·里德是巴納德大學董事會主席、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理事，20世紀30年代紐約著名的婦女參政的倡導者，也是蔣介石及夫人宋氏家族的摯友。據奧格登回憶，這件珍品是在他母親家族的紐約豪宅中被發現的。他幼年時曾見過幾次，也曾驚嘆于它的精巧與雅致，但從不知道它有如此高的價值。在那個年代，美國人喜歡把花瓶底部鉆個洞，改裝成燈座，這件稀世珍寶也曾一度作為燈座，放置在客廳的茶幾之上，為增強其穩重性，瓶內還加入了他家后花園伴著狗糞的沙泥，長達40年之久。慶幸的是瓷瓶的底部并未打洞，否則完整性將大打折扣，價值也將一落千丈。
橄欖瓶曾一度被改裝成燈座
關于此瓶是如何進入奧格登·里德家族的，目前的說法有兩種：一是由其祖父母在上世紀20年代以前從英國帶返美國；二是二戰期間宋美齡訪美時贈與奧格登·里德之母海倫女士。這兩種說法皆源自里德家族，均沒有確切的資料予以證實。時至今日，無法考證。
從拍賣記錄到鎮館之寶
2002年，這件橄欖瓶出現在香港蘇富比拍賣行的目錄之中，頓時引發了市場的巨大興趣。拍賣會前夕，一架從英國飛往中國香港的大型客機上，一位中年女士正在翻閱當天的香港報紙，一則新聞吸引住了她——絕世珍品的清雍正粉彩蝠桃紋橄欖瓶將于蘇富比進行拍賣。幾天之后，來自全世界的文物愛好者齊聚香港蘇富比，其中就包括這位中年女士張永珍。
張永珍，祖籍江蘇武進，1932年出生于上海。祖父是一位雕塑家，父親張仲英是著名文物鑒藏家。良好的家庭教育和藝術熏陶，為她事業的成功奠定了基礎，也使她愛好文物收藏。
她深知這件器物的價值，并暗下決心要拿下它。雖然二哥張宗憲在拍賣前一再提醒她，若叫價太高就別買了，頂多追到1800萬，也算為咱中國瓷器捧個場，再多就不值了。張永珍則不考慮那么多，“只要喜歡，多貴也值”，張永珍事后表示，“拍賣時沒想過設上限，沒有想過價錢，沒有想過不要。” 之后的事實證明，張宗憲先生對橄欖瓶的估價顯然過于保守。
拍賣當日，激烈的競拍開始后，現場的氣氛極其熱烈，拍賣師很快喊到“第532號拍品，清雍正粉彩蝠桃紋橄欖瓶，起拍價900萬港元。”競投者們此起彼伏地爭相舉牌，簡直到了目不暇接的程度。價格很快飆升到2000萬，2300萬，2400萬，2500萬……每次張永珍出價，總會有其他買家立即舉牌高出她100萬，一來二去，拍品的價格很快升到了3300萬。此時張永珍開始心跳加速，這個價格已經遠遠高于她的預計，但她并未放棄，最終還是以加傭金4150萬港幣的天價競得此瓶，并創下了當時清代瓷器拍賣的最高記錄，成為轟動海內外的藝術新聞。
競得寶瓶的張永珍，起初只是一心一意想把它抱回家天天看，可在現場當被記者問到打算放哪時，她這才醒來，絕世的寶瓶，放在家里會不會碰了，會不會被偷了？于是從拍賣行出來，她就直接把寶瓶抱進了銀行保險箱，再沒拿出來看過。保險箱位置很低，每次要看都得跪著，真是委屈了寶瓶。鎖在銀行，不忍心；抱回家來，又擔心；傳給子孫，還憂心。想來想去，張永珍覺得還是捐出去最好。
張永珍競得雍正粉彩蝠桃紋橄欖瓶
張永珍出生于上海，19歲定居香港。但對于上海，張永珍總有著剪不斷的情愫。時任上海博物館副館長的汪慶正也曾在現場參與競拍，未果后常在不同場合的講演上多次表示，博物館資金有限，未能競價得到這一珍貴的粉彩瓶，十分惋惜。汪慶正沒有料到，說者無心，聽者有意。
2003年國慶節剛過，汪慶正接到張宗憲電話，他轉達了妹妹張永珍愿將此瓶捐贈給上海博物館的意向。“當夜我就將這個天大的喜訊，告知了陳燮君館長。”汪正慶說，3天后陳館長在南伶酒家宴請張宗憲，請其轉告對張永珍誠摯的謝忱。10月26日，汪正慶和另一位專家許勇翔共同赴港，得到張永珍的盛情款待。她慎重地表示，上海博物館是這件珍貴文物的最好歸宿。
汪正慶回憶道：“我手捧寶瓶左看右看愛不釋手，連說‘跟做夢一樣’。張永珍見狀就讓我拿走，我拿了寶瓶后，說要寫一個收據，但她家里竟然找不到一張白紙。張永珍說，收據不收據無所謂，要什么收條呀，也不知被我隨手擱哪了。你們總不會把寶瓶抱回自己家里去吧？你們都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信得過，以后再補吧。但是我說不行，拿了東西總要留下憑證。最后，找到一張一面寫有字的字條，在其另一面寫下了收據。生怕張永珍時間長了‘反悔’，我叫許處長立刻將寶瓶包起來就走，直奔機場，但是沒有買到公務艙票，只能忐忑不安地抱著價值4000多萬港幣的寶瓶在經濟艙里將就。”
2004年2月14日，上海博物館為張永珍女士舉行了捐贈儀式上，現場張永珍表示：“花瓶終于又回到了中國人手里，真的好開心。不想讓這獨一無二、具有歷史傳奇的稀有珍品再次流到國外，所以我今天把它捐贈給國家。”同時，她還提到，“人不能成為金錢的奴隸。作為一個女人，應該對家庭負責，有條件的話，應該幫助朋友，對國家和社會作貢獻。這樣的人生才過得精彩和充實，才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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