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時代的“絲綢之路”
企業收藏的社會化、公共化,體現了社會責任的,同時也有利于藏品的保護、文化藝術的傳播和企業品牌形象的宣傳。但是也應該看到,企業收藏是一個長遠的工作,無法一蹴而就。一些企業在收藏過程中,出現了定位不明確、隨意決策、藏而不管、專業性差、難以堅持等問題。短期看,這些問題影響了企業現金流的使用,不利于企業的運營;長期看,企業的一時之舉對企業品牌和形象均會產生負面的影響。因此,企業收藏,應該用長遠的眼光、精準的手段,抓好“收”和“藏”兩個方面。未來, 企業收藏與藝術將有更多的互動,企業與藝術之間的跨界合作也將會更頻繁。企業在收藏的同時,也應該考慮如何更好地與藝術協作,實現企業的發展。
隨著我國“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召開,與 周邊國家的交往將更加密切。與周邊國家的貿易,不僅僅是基礎設施以及現代產品的交易,更包含了文化的溝通與交融。面對新的機遇和挑戰,收藏該如何尋求新的方向?如何樹立責任意識?這些問題都是收藏所需要面對的。

為什么是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這一名詞首次出現在 1877 年德國地質地理學家李希霍芬的著作《中國》一書中,他把中國西漢時期張騫出使西域所開辟的陸上貿易通道稱為“絲綢之路”。這一名詞為官方和民眾所普遍接受,并一直沿用至今。
絲綢之路始于西漢,公元前 139 年,張騫受漢武帝劉徹委派,從當時的都城長安出發,出使西域,途徑中亞,翻越帕米爾高原,抵達西亞。這條連接中國與中亞、西亞貿易的國際通道,開辟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文化的交流之路。2014 年,經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的共同努力,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成 為世界文化遺產。
上文所講的“絲綢之路”僅是指陸上絲綢之路,為張騫出使西域所開辟。東漢時期,班超從洛陽出發出使西域,幫助西域各國擺脫了匈奴的控制,將隔絕 58 年的絲綢之路重新打通,加強了西域與內地的聯系。此外,還有一條海上絲綢之路,這個概念于 1913 年為法國漢學家沙畹(EdouardChavannes,1865—1918)首先在他的《西突厥史料》著作中提出:“絲路有陸、海兩道。北道出康居,南道為通印 度諸港之海道。”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于秦漢兩代,秦始皇 統一嶺南后,該航線發展迅速,主要有番禺和徐聞兩個港口。隋唐時期,海上絲綢之路進入繁盛期;到了宋元兩代,隨著航海技術的提升,海上絲綢之路到達鼎盛。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方便了中國絲綢、茶葉、瓷器的出口,打開了中國與國外貿易和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
一個時代的興衰對這個時代的文化發展有直接的影響。經濟發展平穩,社會清明,文人墨客往往有足夠的精力進行創作,出現了很多流芳百世的作品。統治者會有精力和金錢在藝術品的收集上下功夫,廣納賢良,充實自己的藝術品寶庫。如唐太宗李世民酷愛收藏書畫,尤其酷愛
收藏王羲之的詩書字畫,他派監察御史蕭翼喬裝為一名書生,從辯才和尚那里騙得王羲之的《蘭亭序》,并將該作品在死后隨葬。武則天、李隆基也同樣喜歡收集書畫。到了經濟飛速發展的宋代,宋徽宗趙佶更是垂青于書畫,不僅其自己在書畫創作和研究上有獨到的天分,創造了“筆法追勁,意度天成,非可以陳跡求也”的“瘦金體”,還成立了書畫院,催生了米芾、張擇端等一代大師,更癡迷收藏書畫,推動編定了《宣和畫譜》和《宣和書譜》。清代乾隆皇帝更是一個收藏狂人,先后珍藏了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王獻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遠帖》三件稀世墨寶,并敕令梁詩正、蔣溥等大臣將內府所藏魏晉以來的書法家名跡編刻為《三希堂法帖》。

北宋《宣和畫譜》著錄

《宣和書譜》行書節錄
歷史上帝王大規模的收藏,雖然有利于藝術品的保護,但是在朝代更迭之際,數量龐大的藝術品往往首當其沖受到沖擊。
戰亂的毀損或是散落民間,都使得很多藝術品下落不明,例如唐太宗李世民隨葬的《蘭亭集序》,據說其墓葬在五代十國時期被盜,《蘭亭集序》從此也再難尋得蹤跡。因此雖然經過歷代帝王的收集,藝術品整體的數量還是較之前在減少,很多瑰麗的藝術品漸漸銷聲匿跡,能保留下來的更多的是每個時代新出現的藝術作品。1949 年后,無論是國家還是地方,都對文物的保護有了更多的重視。博物館的相繼設立,對過去藝術品的保護又有了新的保障。
除了帝王之家愛好收藏,過去的名門貴族也喜好在收藏品上下功夫。如東晉的王謝兩族,在收藏史上就有這樣的記載。
西晉,曾有王愷與石崇斗富,王愷捧著晉武帝賞賜的高二尺的珊瑚樹,給石崇看,向其炫耀,石崇將珊瑚樹擊碎。王愷頓時面色大變,痛斥石崇。石崇卻命令家人搬出幾株珊瑚樹,每株都高達三四尺,并且比王愷的那株更加奪目。二人還有其他的斗富事例不勝枚舉,可見在東晉西晉時代,貴族已經開始收藏一些名貴物品,以彰顯自己尊貴的身份。
我國第一部完整的繪畫藝術系統著作《歷代名畫記》的作者張彥遠,也癡迷于書畫的收藏和研究,其曾祖父張延賞時代就已經開始涉獵于書畫收藏,到張彥遠一代更是藏品海量。正是如此,張彥遠依靠家族豐富的收藏,在書畫收藏鑒賞、書畫理論、書畫史等方面有了很深的研究,并據此寫出了《歷代名畫記》。
宋代,收藏已經蔚然成風,在汴京的相國寺內形成了專門的書籍古玩字畫交易市場,也出現了專業的書畫鑒賞專家,著名書畫家米芾就是其中之一。

米芾
明清時期收藏更為普及,加之歷朝歷代名家輩出,收藏的藏品數量、質量都較之先前更勝一籌。明代已經有人制作書畫收藏和鑒賞家名錄,董其昌、文徵明、華夏等人都位列其中。他們本身所創作的作品既為世人所認可,同時也收藏其他名家作品,這種方式推動了書畫市場的發展。現代社會,民眾對收藏的認知更加普及,并且收藏的范圍也在不斷擴大,很多人也將收藏作為投資的手段,希望用較低的投入在未來獲得較高的收益,同時也出現了不少以講述收藏故事或鑒賞藏品、鑒定真偽的電視節目。
無論是藝術價值還是升值空間,收藏品都有著很大的潛力。一方面,藏品蘊含了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化、經濟、歷史的信息;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有的藏品散落或者毀損,成為稀世珍品。所以,即便是現代或者當代的書畫作品,價格也一直上揚。
國內收藏熱度不減,國外收藏如火如荼。各種新型的收藏模式,通過跨界融合的方式,拓寬了渠道,豐富了可選擇性,獲得的信息更加透明全面,方便了藏品的交易,并開辟了新的文化傳播途徑。
商業生態圈
商業生態圈是一種平臺,指參與商業活動的利益相關者為了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更多的經濟利益而共同建立的平臺。平臺作為一種中介或溝通媒介,最大限度地發揮每個參與者的能力,使得這個平臺能夠發揮最大作用。每個參與者也能從中獲得發展,分享收益。各個參與者之間的協同、聯動性更加被強調,以獲得持續、長久的發展。但是這個平臺并不是單純的協作關系,競爭同樣存在,只不過在這個平臺中,競爭在某種情形下被弱化,這個特性與自然界的生態圈是類似的。各個參與者中間的兼并、弱肉強食依然存在,甚至一些不正當的競爭行為也時有發生,這都體現了平臺的自由性。生態圈隨著經濟的變化、參與者的發展,也會隨之發生改變或者進化。生態圈賦予企業的是一種宏觀角度,從整體上審視所面對的環境和整體的發展,以便在競爭和合作中獲得更加寬廣的視角,更準確的定位,更良好的發展。
過去,企業之間的競爭主要是依靠企業自身積累的資源。如果將這種競爭比作 1.0 的話,現今的競爭則是2.0 的競爭。企業不再是過去的單打獨斗,而是將經營企業的眼光放在企業之外,與其他企業構建互利共生的價值平臺。這個平臺就是上文所述的商業生態圈。這個生態圈改變了過去企業之間的關系,形成了企業之間新的協作模式,其發展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共生
共生需要成員之間打破過去單純競爭的模式,組成一個整體,分工協作,各司其職,為平臺中的用戶創造價值。在這個階段中,平臺是最重要的。各個參與者都可以利用這個平臺,發揮平臺的系統性和組織性,實現最大價值。互聯網 + 收藏可以借鑒這種模式,借助網絡平臺宣傳藏品,打破過去所受的地域限制,既減少了成本開支,也降低了收藏門檻,易于公眾接受。這種共生的模式,對收藏者而言是一個開放透明的平臺,對企業而言也獲得了更多的用戶和市場。
第二階段:互生
建立一個平臺后,各個參與者之間還存在互生的關系, 即每個參與者之間不是毫無關系,而是互相關聯。參與者均在這個平臺上實現共享。在這個平臺中如果出現互相之間的關系破裂,則整個生態圈也會受到影響,甚至導致生態圈的崩潰。因此,參與者應該從一個整體的角度來審視自身的發展,保持整個生態圈的平衡。
第三階段:重生
在共生和互生的發展過程中,參與者和平臺的發展是共同進行的,因此必然會有新的理念或者行業的萌發。這將改變過去某些固有的東西,出現更加便利、快捷的事物。比如,在互聯網 + 收藏中,很多博物館建立了虛擬數字化博物館,或者建立與收藏相關主題公園,拓寬收藏的盈利渠道。當收藏成為一個生態圈,那么立足于收藏之上的各種
可能性將逐步鋪開。對于企業家來說,追逐商業熱點是永遠的使命,當收藏已經成為時代的亮點之時,企業家坐擁著天時地利人和,必然將在新時期的收藏業里綻放出應有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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