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宮舊藏 碎普洱茶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清宮舊藏 最大型普洱茶團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清宮舊藏 普洱茶圓餅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作為清代重要的貢茶品種之一，普洱貢茶自清初開始進入宮廷，其進貢歷史一直延續到清末，長達二百余年。普洱貢茶從茶葉的自身品質和包裝上看，相較于其他地域的茶葉，有其獨到之處。每年數量巨大的茶葉從云南進入宮廷，這在清代貢茶史上也是不多見的。普洱茶不僅大量用于宮廷日常生活，是一種必備的飲品。同時還被用在祭祀、醫藥、賞賜及禮品等方面，特別是作為國禮贈送外國使臣，更使普洱貢茶聲名遠播。普洱貢茶的興盛不僅推動著普洱茶的不斷進步，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普洱地方社會經濟的發展。清代宮廷普洱貢茶的使用，對清代民間的飲茶文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清代宮廷普洱茶文化作為中國茶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各個方面都有推陳出新之處，對現代中國普洱茶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

　　普洱茶成為貢茶的歷史

　　由于受到地理環境和文化差異等條件的限制，普洱茶走過了一個相對漫長的發展階段，一直到唐朝才逐漸開始被世人所知，而大量與吐蕃的交易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普洱茶走向中原。但這種情況時斷時續，清代檀萃在《滇海虞衡志》中提到“普茶不知顯于何時。宋自南渡后，于桂林之靜江軍以茶易西蕃之馬，是謂滇南無茶矣。”說明在這一時期，普洱茶的生產還是有限度的，與吐蕃交易馬匹所用的茶葉并非普洱茶。經歷元明時期的發展，普洱茶逐漸成為名茶，為士庶所用。

　　普洱茶走進宮廷，并逐步走向其繁盛局面則是在清朝。順治十六年平定云南，“遍隸元江通判，以所屬普洱等處六大茶山，納地設普洱府，并設分防。”普洱茶于康熙五十五年進入宮廷，“開化(今云南文安縣)總兵閻光緯‘進普洱茶肆十圓，孔雀翅十副，女兒茶捌簍’”，這是普洱茶進入宮廷的開始。雍正七年，云貴總督鄂爾泰奏請實行改土歸流政策，在思茅設總茶店，以集中普洱地區的茶葉貿易。同年八月初六日，云南巡撫沈廷正向朝廷進貢茶葉，其中包括：大普茶二箱，中普茶二箱，小普茶二箱，普兒茶二箱，芽茶二箱，茶膏二箱，雨前普茶二匣。從此開始了普洱茶進貢的歷史。雍正十二年，云南巡撫張允隨進貢普洱茶，“普茶蕊一百瓶，普芽茶一百瓶，普茶膏一百匣，大普茶一百元，中普茶一百元，小普茶一百元，女兒茶一千元，蕊珠茶一千元。”這幾種茶葉是普洱茶進貢的主要品種。據阮福《普洱茶記》記載：“知每年進貢之茶，例于布政司庫銅息項下，動支銀一千兩，由思茅廳領去轉發采辦，并置辦收茶錫瓶緞匣木箱等費。……每年備貢者，五斤重團茶、三斤重團茶、一斤重團茶、四兩重團茶、一兩五錢重團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領銀承辦。”

　　普洱茶成為貢茶之后，其種植區域、采摘和購銷都受到清政府的嚴格控制，“于二月間采蕊極細而白，謂之毛尖，以作貢，貢后方許民間販賣。”普洱貢茶的采摘制作非常講究，有所謂“五選八棄”之說，“五選”即：選日子，選時辰，選茶山，選茶叢，選茶枝；“八棄”即：棄無芽，棄葉大，棄葉小，棄芽瘦，棄芽曲，棄色淡，棄食蟲，棄色紫。在嚴格的程序之后，貢茶廠才開始進入生產環節，普洱儒生許廷勛在《普洱吟》中描述了貢茶生產的場景，“萬片揚箕分精粗，千指搜剔窮毫末。丁妃辰女共熏蒸，筍葉藤絲重檢括。好隨筐篚貢官家，直上梯航到宮闕。”其艱辛可見一斑，“瑞貢天朝”實是不易，就是這種嚴格的程序保證了皇帝能享用最好的茶葉。每年貢茶的數量非常之大，阮福在《普洱茶記》中記述：“福又撿貢茶案冊，知每年進貢之茶，例于布政司庫銅息項下，動支銀一千兩，由思茅廳領去轉發采辦。”貢茶出自六大茶山，但從倚邦來說，其數量就是很大的，“倚邦貢茶，歷史上皇帝令茶山要向朝廷納一項茶葉，稱之為貢茶，年約百擔之多，都全靠人背馬馱運至昆明。”

　　普洱貢茶中的御貢茶則并不與例貢茶一起，而是由地方督撫隨貢單一起呈進皇帝，這些

　　貢茶一般直接進入皇帝御用的茶房，由皇帝或皇后單獨享用。一般在三大節的時候，地方官員會給皇帝進貢一些自己管轄地區的特產，茶葉作為一種生活必需品，一般都會在列其中。

　　2003年，云南省技術質量監督局公布的普洱茶的確切定義：普洱茶是以云南省一定區域內產出的云南大葉種曬青毛茶為原料，經過發酵后加工而成的散茶和緊壓茶。

　　清代，普洱貢茶的品種比較多，從各種文字記載看，其前后期基本的品種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從雍正十二年云南巡撫張允隨所進貢單為：普茶蕊一百瓶，普芽茶一百瓶，普茶膏一百匣，大普茶一百元，中普茶一百元，小普茶一百元，女兒茶一千元，蕊珠茶一千元。阮福的《普洱茶記》(1825年成書)中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以八類茶品為主，即：五斤重團茶、三斤重團茶、一斤重團茶、四兩重團茶、一兩五錢重團茶，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在《宮中雜件》中記載光緒三年四月新收普洱茶的品種數量為：普洱大茶九十個，普洱中茶九十個，普洱小茶九十個，普洱女兒茶三百個，普洱珠茶四百五十個，普洱蕊茶八十瓶，普洱芽茶八十瓶，普洱茶膏八十匣。從這三條文獻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普洱貢茶從雍正時期到光緒朝其基本品種并未發生大的變化，只是在名稱上有了變動。

　　從實物的大小形狀來看，五斤重團茶即普洱大茶，三斤重團茶即普洱中茶，一斤重團茶即普洱小茶，四兩重團茶即女兒茶，一兩五錢重團茶即珠茶，茶膏也基本沒有變化。除此之外，貢茶品種還有七子餅茶等品種。下面從具體來看這幾種茶葉品種：

　　(1)團茶：又被稱為人頭茶，金瓜茶。“普洱茶成團，有大中小三種。大者一團五斤，如人頭式，稱人頭茶，每年入貢，民間不易得也。”清人吳大薫在《滇南見聞錄》中記述：“團茶產于普洱府之思茅地方。茶山極廣，夷人管業。采摘烘焙，制成團餅，販賣客商，官為收課，每年土貢，有團有膏。思茅同知承辦團餅，大小不一，總以堅重者為細品，輕松者葉粗味薄。其茶能消食理氣，去積滯，散風寒，最為有益之物，煎熬飲之，味極濃厚，較他茶為獨勝。”英國使者斯當東這樣描述團茶：“茶葉并非普通散開的茶葉，而是用一種膠水和茶葉混合而制成的球形茶葉。此種茶葉可以長久的保持原來味道，在中國系最貴重之品。這種茶葉出產于云南省，不經常出口外銷。”這種最貴重之品就是普洱團茶，普洱貢茶中的五斤重團茶即是貢單中的普洱大茶，三斤重即普洱中茶，一斤重即普洱小茶，這三種茶品的外形是一樣的，不同的只是其重量和體型的差異。

　　圓形團茶之外，還有著一種方形的緊壓茶。據《云南省茶葉進出口公司志》的記載，“(在殺青、揉捻后)然后蒸壓成正方形塊狀，長寬各10.1厘米，每片凈重250克，是壓制茶中的高檔產品。在清代，民間稱為普洱貢茶，系皇帝賜給臣子的禮物。”這種茶磚型茶葉在清代民間茶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茶馬古道中所馱運的大部分都是這種茶磚，游牧民族“雜姜鹽烹而飲之”以解油膩。

　　(2)女兒茶：也是團茶的一種，即所謂的四兩重團茶。《普洱茶記》中記載：“大而圓者，名緊壓茶；小而圓者，名女兒茶。女兒茶為婦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兩重團茶也。”而在《滇南新語》中對女兒茶的描述為：“女兒茶亦芽茶之類，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為一團。皆夷女采制，貨銀以積為奩資，故名。兩處記載中對女兒茶采自何時記述不同，從兩書的成書年代來看，《滇南新語》比《普洱茶記》早七十余年，兩書之間有所出入也是可以理解的。據鄧時海先生分析女兒茶可能是有一個從大到小變化的過程。從現存的實物(插圖)來看，阮福記述的女兒茶更為準確。

　　(3)珠茶：貢單中有珠茶和蕊茶的記載，其實基本屬于一種，相較來說，蕊茶的茶芽更嫩，珠茶稍微粗大一些。珠茶是一種未發酵的普洱茶，也就是生團茶。珠茶是相對與女兒茶更小的一種，也就是一兩五錢重團茶。珠茶的形狀與女兒茶基本相似，由于其體型較小，形似水珠，故名珠茶。與發酵的茶葉相比，其味道更加濃烈，有一定的苦味。珠茶有一定的苦味，但其寒性的品質確實退燒的良藥，對于傷寒等病癥有一定的療效，所以一直被列入貢茶之內。《養吉齋從錄》中記述，云貴總督端陽節進貢的貢單中就有“普洱珠茶一百元”的記述，珠茶作為體型最為小巧的團茶，和女兒茶一樣深受宮廷女性的歡迎。

　　(4)茶膏：茶葉的再生加工品，是以大葉普洱茶為原料，經過熬制、壓模后做成的茶葉再加工品種。熬制的普洱茶膏，色澤如漆，膏體平滑細膩，表面富有光澤。造型上呈四方倭角形，上表面中心為團壽字，四角隅以蝙蝠紋裝飾，圖案布局疏密均勻，花紋規整，紋樣呈陽文，與茶膏表面形成鮮明的凸凹對比。普洱茶膏在包裝上也頗為講究，以長方形紙盒為主體，外包明黃色緞子，盒蓋正面印有紅色正龍紋，盒內茶膏上下疊落排列，每行以云南當地所產的筍衣為材質，加工成長方條于每層茶膏下做間隔，用于防潮加固，再以長條黃綾從縱向做間隔，以防止茶膏相互碰撞。茶膏上面附黃綾說明書，蓋上盒蓋，將別子插入孔內，與說明書共同呈橫向拉力的作用，從而能進一步固定茶膏在盒內的穩定性。如此細致的包裝保證了洱茶膏達到宮廷的時候還是完整的，不至于破碎。

　　普洱茶膏工藝精湛，裝飾美觀。現存普洱茶膏的裝飾上來看，這些茶膏應該是由皇家獨自享用的。除了茶膏外表本身與眾不同之外，其功能也有獨到之處，從現存事物上所附黃單上看，是從《本草綱目拾遺》中摘抄下來的，不妨抄錄于下：“延年益壽，如漲肚，受寒，用姜湯發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顙，受熱疼痛，用五分噙口，過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搽研敷之即愈。”由此可見，普洱茶膏不光是一種很好的飲品，更是一種必備的養生良藥。

　　俄國學者葉·科瓦列夫斯基在《窺視紫禁城》一書中這樣描寫普洱茶膏，“此外還有一種特制成小方塊的緊壓茶，非常的昂貴。其汁液苦澀粘稠，可用普洱茶或者是其他的茶熬制而成。其中經常還要加入各種藥材，甚至高麗參。咀嚼這種茶可以生津、幫助消化。”

　　在此要特別提出一點，清代宮廷中尚沒有意識到普洱茶“越陳越香”的道理，在“貴新賤陳”的原則指導下，皇帝飲用的都是當年的新進貢的茶葉，大量的陳茶會通過各種渠道處理掉，所以現存的普洱茶最早不過光緒年間，距今一百多年，至多不會超過一百五十年。

　　普洱貢茶在清宮中的使用：

　　作為日常飲品的普洱貢茶

　　茶葉的主要功能就是飲用。普洱茶在清宮中上至皇帝、后妃，下到太監、宮女很多人都飲用普洱茶。只是皇帝飲用的大多是有地方官員直接進貢給皇帝的，飲用數量上并沒有限制，如：從光緒二十八年一整年時間內，“皇上用普洱茶，每日用一兩五錢，一個月共用二斤十三兩，一年共用普洱茶三十三斤十二兩，用鍋焙茶每日用一兩五錢，一個月共用二斤十三兩，一年共用鍋焙茶三十三斤十二兩。而一年陸續漱口用普洱茶十一兩”。光緒皇帝對普洱茶的需求很大。需求量大，所以要求進貢茶葉的數量也非常大，兩者之間形成了一種相互依賴的關系。乾隆皇帝曾經在詩中稱贊普洱茶“獨有普洱號剛堅”，贊揚普洱茶的品質，從而影響到社會上對普洱茶的評價，“總以剛堅者為細品，輕松者葉粗味薄”，清代著名學者祁韻士在一首竹枝詞中這樣描述普洱茶：“水寒端合飲熬茶，大葉粗枝亦足夸。隨意熬煎同普洱，龍團不重雨前芽。”說明當時世人對普洱茶已經非常認同，特別贊揚其剛堅的品質，也就有了“普茶名重天下，味最釅，京師尤重之”記載，一個釅字將清人對普洱茶的贊譽躍然紙上。金易、沈義羚在《宮女談往錄》中記載：“老太后(慈禧)進屋坐在條山炕的東邊，敬茶的先敬上一盞普洱茶。老太后年事高了，正在冬季里，又剛吃完油膩，所以要喝普洱茶，因它又暖又解油膩。”冬飲普洱，夏喝龍井已經成為清宮飲茶風尚。

　　在清代宮廷，上至皇帝、皇后，下到宮女、蘇拉等雜役都會有一定的例份茶，這些茶葉通常會以“月例”或“年例”的形式發放，宮中使用普洱茶的數量之大，從例份茶上就能看得出。

　　皇帝會在節日(特備是三大節)期間向皇太后進獻茶葉并賞賜一定數量的茶葉給周邊太監等人。如“嘉慶二十五年端陽節之例，進皇太后、誠禧皇貴妃等位大普洱茶八個，女兒茶五十個；賞王子大臣翰等普洱茶三瓶，花茶五瓶；祿喜等普洱茶二十四瓶；如喜、陸福壽、長壽、壽喜、倪四官普洱茶十一瓶。”

　　普洱貢茶的藥用與祭祀作用

　　筆者一次偶然在云南省臨滄縣一位蘇老師家的壁畫上，看到這樣一個故事：布朗族的祖先在長途遷徙中受到疾病等侵襲，在危難之際，其中的頭人(帕)巖(布朗族音：ai)冷隨手抓一把茶葉放在口中，后疾病痊愈，于是布朗族就開始種植茶葉并以其為主業。而在佤族文化中，茶葉叫“緬”，據說是茶葉在危難時刻解救了佤族人的祖先，幫他們治療疾病并保佑佤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在普洱地方繁衍生息各族的歷史上，普洱茶首先是作為藥材被認識的。明清學者曾經多次提到。方以智在《物理小識》中記載：“普洱茶蒸之成團，西蕃市之，最能化物，與六安同。”清人王昶在《滇行日錄》中記載：“普洱茶味沉刻，土人蒸以成團，可療疾”。吳大勛在《滇南聞見錄》中有“其茶能消食理氣，去積滯，散風寒，最為有益之物。煎熬飲之，味極濃厚，較他茶為獨勝”的記載。趙學敏在《本草綱目拾遺》中有“(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膩牛羊毒，虛人禁用。苦澀，逐痰下氣，刮腸通泄。……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綠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猶大也。”的描述。清宮也十分重視普洱茶的藥用價值，在普洱茶膏中就將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中的記述覆于其上。羅養儒《云南掌故》中也說：“用普洱茶制作之茶膏，較它省為佳，若遇喉癥，噙半塊于口，不到半日病即消除，因此北京之人視云南茶膏為珍稀之物。”

　　茶在歷史上作為祭祀供品源自何時目前還很難做出定論，考古學材料發現茶很早就作為隨葬品出現在墓葬中，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幕中就有茶葉一箱，這是貴族以茶為隨葬品的證明。現在可見的最造的文字記載出現在《南齊書·禮志》：“永明九年，詔太廟四時祭薦，宣帝面起餅、鴨臛；孝皇后筍、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菹羹；昭皇后茗、炙魚；皆所嗜也。”唐以后，茶成為必不可少的祭祀品，也出現在禮制之中。清宮中用作祭品的茶葉大都是由皇帝精心挑選，普洱茶也位列其中。如“嘉慶二十五年，壽皇殿中龕每日上供用普洱茶三錢，一月用九兩，一年用六斤十二兩。東龕每日上供用普洱茶三錢，一月用九兩，一年用六斤十二兩。西龕每日上供用普洱茶三錢，一月用九兩，一年用六斤十二兩。安佑宮中龕每日上供用普洱茶三錢，一月用九兩，一年用六斤十二兩。東龕每日上供用普洱茶三錢，一月用九兩，一年用六斤十二兩。西龕每日上供用普洱茶三錢，一月用九兩，一年用六斤十二兩。共用普洱茶四十斤八兩。”普洱茶用作祭祀的相對較少，主要是在一些宮殿內上供使用。除了這種直接上供的茶葉外，每年按時令舉行的祭祀中都會使用大量的潔凈奶茶，其中就包括大量的普洱茶。

　　 作為賞賜品使用的普洱貢茶

　　(1)例行賞賜。每年皇帝都會賞賜臣下一些物品，這其中就包括大量的茶葉，特別是普洱茶。這些例行賞賜大都具有連續性和數量較大的特點，一般是賞賜給周邊近臣或者太監等。如“嘉慶二十五年賞醇親王、端親王、惠郡王、大阿哥綿悌普洱茶吃，每位一月用六兩，一年共用二十二斤八兩。賞如意館畫畫人等普洱茶吃，每月用二斤八兩，一年共用三十斤。賞月華門該班侍衛普洱茶吃，每日用二兩，來蒙古添用一兩，共用四斤三兩。”正如溥儀所說“擁有普洱茶是皇室的標志之一”，皇帝以普洱茶賞賜給臣下，說明普洱茶在清代宮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一種重要的賞賜物品。

　　清代西北諸游牧民族對茶的需求是非常大的，以茶解油膩，茶是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飲品。所以在下嫁蒙古的公主清代公主、外藩、進貢使者到京城進貢的時候，皇帝都會賞賜大量的茶葉，每日賞賜茶及回程賜茶也是清宮茶葉使用的一個重要方面，這其中就包括大量的普洱茶。如“嘉慶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賞蒲珠巴咱爾用普洱茶四瓶。六月二十七日，賞嗎哈巴拉用普洱芽茶二瓶。十二月二十三日，賞蒙古王公呼圖克圖喇嘛等用大小瓶茶二百十瓶。”在公主額附等人進京的時候，皇帝照例會親自賞賜一些普洱茶給他們。這些賞賜成為籠絡蒙古等邊疆少數民族貴族的一個重要的手段。

　　(2)不定期賞賜。除了節日等定期要進行賞賜之外，皇帝還根據自己心情的好壞，不定期的賞賜給臣下一些物品，包括普洱茶。如“嘉慶二十五年三月初一日，賞蒲珠巴咱爾用普洱茶四瓶；三月二十五日，正大光明殿賞考宗室人等普洱茶吃，用普洱茶四兩……”這些材料表明，皇帝看到臣屬辛勞或者功績突出，往往會賞賜普洱茶，但數量是很有限的，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上品的普洱茶在當時是很珍貴的。

　　朝鮮使臣在乾隆五十五歲壽辰時參加觀戲活動，也有普洱茶的賞賜。這種不定期的賞賜，更多的是以皇帝或者皇太后的個人而定，賞賜的物品也因時而異，并沒有特別的規定。隨著普洱茶在清宮中地位的不斷提高，賞賜普洱茶成為一種普遍的行為。

　　(3)賞外國使臣。清廷對外國本著懷柔遠人的目的，以厚往薄來的宗旨給予來清朝的外國使臣很大的賞賜。賞賜中就包括大量的普洱茶。趙翼就說：“太西洋據中國十萬里，其番舶來，所需中國之物，亦為茶是急，滿船載歸，則其用且極于西海以外矣。每次朝貢，清朝皇帝都會賞賜大量的茶葉，這其中就包括普洱茶。在此不妨列舉幾條：

　　英國馬戛爾尼使團來華時，乾隆皇帝賞賜清單中的普洱茶數量，由此可見一斑。賞賜馬戛爾尼使團普洱茶數量：擬賞英咭唎國王：普洱茶八團。酌擬加賞英咭唎國王：普洱茶四十團，茶膏五匣。擬隨敕書賞英咭唎國王：普洱茶四十團，茶膏五匣。酌擬賞英咭唎國正使：大普洱茶二個，茶膏二匣。酌擬加賞英咭唎國正使：普洱茶八團。酌擬賞英咭唎國副使：女兒茶十個，茶膏一匣。酌擬加賞英咭唎國副使：普洱茶四團，茶膏一匣。賞副使之子哆嗎·嘶當東：女兒茶八個，茶膏一匣。擬于萬樹園賞副使之子哆嗎·嘶當東：普洱茶四團。賞英吉利國貢使帶赴熱河官役總兵官本生，副總兵官巴爾施二名：女兒茶各八個，茶膏各一瓶。擬加賞總兵官本生、通事婁門以上二名：普洱茶各二團。

　　在朝鮮國政實錄《日省錄》記載了乾隆五十五年，朝鮮王朝派遣進賀使赴北京圓明園賀壽，官員記錄下了當時的情景，其中有大量賞賜普洱茶的記載，“由觀戲殿西夾門赴宴，班戲閣規制及班位宴儀與熱河同，唯蒙古諸王，自熱河徑歸本部，臣仁點、臣浩修各賜蘋果一碟，普洱茶一壺，茶膏一匣，臣百亨賜蘋果一碟，普洱茶一壺。……臣仁點、臣浩修各踢蘋果一碟，普洱茶一壺，茶膏一匣，臣百亨踢蘋果一碟，普洱茶一壺。”這種對使臣的賞賜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達到懷柔遠人為目的。茶葉被作為控制藩部與屬國的一種有效手段，達到以茶制人的目的。正如當時學者所輪：“中國隨地產茶，無足異也。而西北游牧諸部，則恃以為命，其所食膻酪甚肥膩，非此無以清榮衛也。我朝尤以為撫馭之資，喀爾喀及蒙古回部無不仰給焉。”

　　清代，普洱地方沉重的貢茶任務，使得茶農承受著沉重的負擔。與此同時，清代普洱茶產業的發展也是政府機構對茶業的干預和引導作用的結果，普洱貢茶由民間到宮廷經歷了一個對茶葉品質不斷求精的過程。宮廷在對貢茶的評價、反饋和使用數量等，對茶葉生產技術和質量的提高帶來了一個競爭和促進的機制。通過這樣一種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雙向交流，普洱貢茶在保證宮廷使用的同時也提高了自身的品質，使其在市場上更具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