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白石（1864-1957） 蓮池書院
65×48 cm. 約2.8平尺
題識：
蓮池書院圖。吾曾保陽之蓮花池游，觀蓮花池上有院宇，聞為摯甫老先生曾掌教，大開北方文氣之書院也。去年秋，北江先生贈吾以文，吾故畫此圖報之，以補摯甫老先生當時未有也。癸酉春二月，時居舊京。齊璜并記。
啟功（1912-2005）題簽條：齊白石蓮花書院圖。吳摯甫先生曾掌教蓮池，哲嗣北江屬寫此圖，足稱掌故。啟功。 鈐印：啟功私印
畫作題識中所提到的吳摯甫先生為吳汝綸，北江先生為吳汝綸的兒子吳闿生。
吳汝綸為晚清文學家、教育家，曾先后任曾國藩、李鴻章幕僚及深州、冀州知州，長期主講蓮池書院。
按照嘉德方面提供的考證，因交際甚廣，很得齊白石器重的張次溪，曾從吳闿生學詩，齊白石和吳闿生均是他的證婚人。1932年，張次溪提出為齊白石編印詩集，與白石老人的想法不謀而合，定名《白石詩草》。為了使詩集增色，張次溪奔走于詩家名流，代求題詞，其業師吳闿生自然不能遺漏。吳闿生在讀后傾佩有加，題詞以賀。齊白石曾應允張次溪“各作一圖為報”。這即題識所言，“北江先生贈吾以文，吾故畫此圖報之”。
齊白石作畫以蓮池書院為題，一是北江先生的父親吳汝綸曾有主持蓮池書院的業績，二是齊白石在游歷保定時曾在蓮池書院駐足，深有感觸。其時的蓮池書院已非歷史盛況，而僅存部分遺跡，怎不令人唏噓！
今天我們說的保定“蓮花池”，其實是包括蓮池書院、古花蓮池，還有許許多多大小亭臺樓廊在內的一個大園林。
徐世昌所題“古蓮花池”
古蓮花池始建于金元之交（公元1227年），最初的名字叫雪香園，是蒙古行軍千戶、保州等處都元帥張柔重建保州（今保定）城時所建，并將其賜給了部將喬維忠，當時園中的主要景觀是臨漪亭和南塘。1289年，保定發生了一場大地震，城內損失嚴重，“官署民房傾圮殆盡，雪香園毀圮”。
元末明初，戰亂頻繁，紅巾軍、朱元璋、燕王朱棣的部隊先后攻占保定城。戰后，雪香園殘垣敗瓦，狐兔出沒，唯有南塘依然存在，夏季蓮萼亭亭，荷葉田田，為官紳士民所留連。當時民間已將它呼為“古蓮花池”。
明嘉靖44年（1565年），保定知府張烈文對古蓮花池進行重建。根據園中有關修繕和重建蓮池的碑文記載，明代以后，蓮池至少經歷了20次的修整，而最為有名的，則是萬歷15年（1587年），保定知府查志隆對古蓮花池改建時題寫的匾額“古蓮花池”“正大光明”“水鑒公署”。所謂“水鑒公署”，就是以水為鑒，提醒官吏，要鑒身、鑒心。
乾隆時期，蓮池達到了它的鼎盛期，其時占地面積130多畝，現在的蓮池還不到當時的一半。乾隆10年（1745年），為了滿足皇帝西巡駐蹕的需要，此處被改建為行宮，稱蓮池行宮。第二年，乾隆皇帝陪其母孝圣憲皇太后巡幸五臺山，回鑾即駐蹕于蓮池行宮。
自乾隆14年（1749年）開始，在新任直隸總督方觀承主持下，蓮池的建筑作了大規模的改建、新建，景觀煥然一新，突出的有“十二景”，即春午坡、萬卷樓、花南研北草堂、高芬閣、宛虹亭、鶴柴、蕊幢精舍、藻泳樓、繹堂、寒綠軒、篇留洞、含滄亭。蓮池行宮十二景建成后的43年間，乾隆皇帝又先后5次來此駐蹕。
光緒26年（1900年），英、法、德、意四國聯軍侵入保定，四處燒殺搶掠，古蓮花池、蓮池書院的建筑被焚燒殆盡，珍寶、文物被洗劫一空，整園遍地瓦礫，滿目凄涼。古蓮池建院以來，留下的只有一座小石橋而已。
光緒27年（1901年），袁世凱任直隸總督。為了迎接從西安回鑾的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即著手修建行宮與御苑。由于當時財力有限，袁世凱只是象征性地做了恢復，一些原本兩層的建筑，只修了一層，面積也遠不如前，僅建水中亭、藻泳樓、高芬閣等建筑，蓮池修葺后成為慈禧在永寧寺行宮的后花園。
光緒32年（1906年），直隸布政使增韞下令將蓮池改名為蓮池公園，對外開放，門票每張銅元二枚，男女不得同日游，女子只能在星期六游園。1914年，取消男女分日游的規定，依舊售票開放。1917年夏，保定發生水災，蓮池公園水深數尺，宛虹亭被浸倒，翌年重建。
1948年保定解放之前，蓮池幾經修繕，也曾有茶社、戲院、餐館進駐，但直到保定解放之后，蓮池的文化和文物意義才開始顯現出來。
至于蓮池書院，那在歷史上的影響就更加了得。
作為保定有“一文一武一衙署”，“文”指的蓮池書院，“武”指的保定軍校，“衙署”是直隸總督署。蓮池書院是保定歷史上最有名的典型建筑。
雍正11年（1733年），直隸總督李衛奉旨在省會建立書院，最終決定把書院建在“林泉幽邃，云物蒼然，于士子讀書為宜”的古蓮花池里。在園林的西北部劃地3畝建書院，在書院東側劃地3畝建使館（賓館），在園林的東南部劃地五六畝，作為“課士譚燕之所”，名曰“南園”。
蓮池書院開辦后，備受皇帝的重視，它一直是直隸省的最高學府，到清末蓮池書院一度遐邇聞名，成為海內外學子向往的直隸省文化教育中心。
在清光緒年間，受蓮池書院經世致用學風影響，凡在京師難以開辦的新學，就轉而來到保定創辦。一時間，保定新學大興，僅官立各類學堂就有33座，其中高等學堂10多座。后來的保定軍校、育德中學留法勤工儉學班、定縣(今定州)平民教育等，都與蓮池書院的影響有直接關系。
攝影作品《保定印象·蓮池書院》
至1903年（光緒28年）停辦，歷時170多年，蓮池書院為清王朝培養出不少忠實于統治者的官僚、文人和學者。在這里就任的教師也都是當時全國知名人士，如孫嘉淦、章學誠、祁韻士、王振綱、黃彭年、張裕釗、吳汝綸等都曾擔任過蓮池書院的院長。
吳汝綸任蓮池書院院長長達十五年之久，他主張“中國必須重視新學變法”，先后在書院開辦了英語“西學堂”，日語“東學堂”。名徒有畢沅、馮國璋、傅增湘、宮島大八（日本人），中國的最后一名狀元劉春霖也是蓮池書院的學生。
劉春霖楷書 《重修古蓮花池公園碑記》（局部）
正是這樣的歷史淵源，使得蓮池博物館擁有了許多重量級的收藏，如放在藏經閣的《大清三藏圣教真經》，這部書是我國惟一一套最完整的佛教經書總集。
此外，蓮池內展示有170方碑刻，碑刻也是蓮池最大的收藏。
古蓮花池回廊書法石刻
這些碑刻主要分布在碑廊、碑院內。其形制大部分為豎碑，此外有經幢、石像等。主要有蓮池書院法帖碑群，大多嵌在碑廊的墻內，包括歷代名家8件作品——
褚遂良《千字文》；
顏真卿《千福碑》；
懷素《自敘帖》；
米芾《虹縣詩》；
趙孟頫《蜀山圖歌》；
董其昌《云隱山房題記》《李白詩二首》《羅漢贊》。
蓮池書院法帖 《褚遂良千字文》（局部）
宸翰院還豎立有多個一人多高的碑刻，包括康熙、乾隆、雍正時代的御制碑。這些御制詩碑的內容，既有對直隸總督的褒揚，也有對他們的指示、告誡和批評，對于研究清代直隸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其中，一件“鎮園之寶”——“龍飛”御制碑也豎在那里。
康熙皇帝手筆“龍飛”題字
1746年（乾隆11年），乾隆皇帝為慶賀保定蓮池行宮的建成，將其祖父康熙的“圣跡”——“龍飛”帶到蓮池行宮供奉，當年曾掛在行宮奎畫樓上。
按照《故事成語考》載，“皇帝即位曰龍飛”。按此解釋，康熙八歲登基，該是他八歲時所書。據史料記載，康熙兩歲時因順治帝福臨的第二位皇后孝惠后出痘疹害怕傳染而離開皇宮，由他的保姆蘇麻喇姑輔導學習滿文，蘇麻喇姑對漢文不甚精通。康熙七歲時才重返皇宮，在一年的時間里，一個八歲的孩子書法能達到“龍飛”二字這樣的水平，其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據專家考證，這是他在十六歲時所寫。康熙登基后，因為年齡幼小，由顧命四大臣輔政。當時的輔政四臣之一鰲拜獨攬大權，根本不把康熙放在眼里。康熙是有志之君，不甘心受他人挾制，在他16歲時，巧妙設計剪除了鰲拜，國家大權真正由自己掌握，“龍”可以自由騰飛了。這時他心情歡快無比，信手寫下“龍飛”二字，表達了他要展翅騰飛，施展宏圖大略的愉快心情。
此外，蓮池還擁有一件古文字領域聲名赫赫的西夏文陀羅尼經幢。它于1962年在保定北郊韓莊發掘出土。西夏歷經190年，西夏文共6000余字，文字結構多仿漢字，形體方整，筆畫繁雜。破解這些文字需要有可信、豐富的歷史資料。保定西夏文陀羅尼經幢有西夏文與漢字的對照，堪稱珍貴的“活字典”。
碑刻中的《田琬德政碑》是蓮池碑刻中歷史最久、藝術價值最高的碑。此碑刻于公元740年（唐開元28年），原位于易縣城內，碑文主要記載了田琬的家世出身、學業為人以及在易州為官的經過。這塊碑是一塊“活人碑”，是田琬在做了五年易州刺史，要調到安西（今新疆吐魯番一帶）都護府做都護時，當時的百姓為了紀念他的德政，在他調離易州八個月以后，給他立了這通“德政碑”。此碑由徐安貞撰文，蘇靈芝所書。
蘇靈芝是陜西武功人，曾任過易州錄事。他的書法技藝對當時和后代都有很大影響。宋代文學家歐陽修稱譽蘇為唐代寫碑手，他寫碑很多，但傳世甚少。此碑書體優美，筆法瀟灑流暢，剛柔相濟，是研究我國唐代行書法度的重要范例之一。清朝乾隆年間，直隸總督方觀承非常喜歡，想將它移入保定，當行至保定大西門時，碑忽落地，斷為十二塊，驗證了民間“名碑是不能亂移的”的說法。后來方觀承把它置于保定府學內，1932年修復后移入古蓮池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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